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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姚 洋
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有目共睹，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采用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只有中国采用了？或者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中国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多数经济学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我们这个转型非常平稳，我们是在发展和转型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我提出一个经济增长“中国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即中性政府。
一个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政府让一个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是中性的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增长共识”，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经济增长第一位的共识。改革之初，当时的争论很激烈，邓小平避开意识形态争论的锋芒，号召把党的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增长共识。不能说增长共识带来的全是好的结果，但至少它凝聚了民心，把全国人民的认识再一次统一起来。增长共识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过去30年的改革。
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召集了许多经济学家，讨论城市改革的方向，最后价格双轨制成为一个折中方案。企业完成计划的部分，按国家价格销售，超过计划的部分，按市场价格销售。这就给了企业很大的动力，也给了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很多的机会，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没有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价格双轨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寻租问题。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还是放弃了价格双轨制。我们走过来了，并没有停滞在部分改革上。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这跟我们的中性政府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例子是企业改制。这项改革是最关系到老百姓利益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一个是就业。有的企业如果不改制，企业就会生存不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