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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立坚
我们注意到，从1998年开始启动的亚洲金融合作模式，虽然已从清迈协议的双边合作框架拓展到了今天多边合作的亚洲货币基金模式，但是，它的规模、作用和合作模式上的共识依然十分有限。我们看到，应对本次危机，韩国走的救助路线，依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主导的援助模式。
同时，亚洲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模式展开的，虽然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使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金融体系功能崩溃的局面，但是，东亚各国外汇储备保守的投资方式和由此带来的流动性恶化的后果，已经让亚洲各国深深地感到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于是大家产生了很多迷茫：美国的金融创新模式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亚洲今后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为此，很多亚洲的经济学家也都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创新中，信息生产的成本会不会因为透明度的提高而让财富掠夺的竞争对手“搭了便车”；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需要培养一批能够肩负高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那么，该如何设计一套与美国现有股权激励模式完全不同的奖惩模式，从而弥补亚洲金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过多依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弊病呢？另外，全球化事实上带来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亚洲今后如何保证健康的区域合作方式，推动可持续的发展？还是自身发展内需主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