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概念，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经验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发展轨迹”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从起点到结果的发展动态过程显示出来。要真正理解中国30年来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本文对此做一些简要的社会学解读。
30年发展的实际轨迹
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后30年”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后30年”前期发展的初级性从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发展目标是初级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给中国发展生产力制订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差不多已经到了21世纪中叶了。脱贫、小康的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实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
按照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也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
“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他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
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提升的。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
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了诸多的“类发展困境”，如：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类发展困境”，是指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这种“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即典型的“发展困境”，是不同的。但“类发展困境”毕竟是一种困境，说明发展的结果仍然是初级的，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
30年发展的理论提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