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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博士后、副教授 张建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准确地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保证了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日子里，重温这一理论的提出及其写进中央文件的前前后后，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国情，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如何提出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口。从党的领导集体到普通理论工作者，都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途问题。
1.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考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现状与过高的社会期望形成的尖锐矛盾，使得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思想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到本世纪末(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发展目标，但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陈云、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发出了降低目标、调整政策的声音。
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在不折腾的条件下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陈云、李先念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现状，在1979年3月14日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需要两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建议，这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同时，陈云从我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口多、耕地少的社会经济特点，强调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现实基础。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他强调这样“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页，第356页)。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叶剑英选集》，第527页，第539页)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表达了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通过阶段性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思考。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与党的省级领导人座谈时强调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1979年12月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见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中国式界定，既成功地坚持了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既定方针和发展目标，又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留下了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使得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成为可能。
2.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的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判断，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昭示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崭新时代的到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怎样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指导理论的
尽管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从一种提法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指导理论，则经历了比一个五年计划还长的时间。
1.从1982年到1986年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何以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只是坚持了历史决议中的提法，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虽然指明了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特征，但那时各项改革措施才刚刚起步，实践发展还没有达到迫切要求理论创新的程度。此后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都未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展开专门的论述。
客观地分析，从1982年到1986年这样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之所以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处于探索之中。直到1984年6月，邓小平才做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等经典论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逐渐形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定，这成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逻辑前提。
2.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
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重申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于光远认为，这个表述“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
随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成为了理论界广泛探讨的话题。
3.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我国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探索引发了各种理论思潮，鱼龙混杂。其中，有人甚至把我国商品经济的改革探索看作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使得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成为迫切需要理论解答的时代命题。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种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确立的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发展目标的全面调整，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发挥着第一位的作用。正是在他实事求是、不断思考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作为崭新的理论成果登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1987年8月，邓小平明确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在党的十三大正式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这是最为完整、最为精辟的理论概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准确地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的过程中，党的一些高层领导、理论界以及党的重要文献起草者，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理论界一些学者的探索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的出现，到对其理论内涵的准确表述来看，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归结为邓小平以外任何一个人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龚育之就曾明确指出：“在历史决议中出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功劳，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集体智慧的成果。”正因为这个提法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集体智慧的成果”，邓小平作为邓小平理论——这个集体智慧成果的代表，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贡献最大而又最为恰当的创始人。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者回答了我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界定了我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后者则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略。随着党的十五大、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并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成功描绘出了中国经济社会伟大复兴的改革蓝图，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
在中央政策调整的同时，理论界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和思考。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冯兰瑞等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样一个很长的时期，看作是一个不分阶段的、完整的历史时期，既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另一方面，他们还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出发，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当时政治氛围中，提出这种见解体现了一种难得的理论勇气。
此后，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上，还因为冯兰瑞等人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一文的发表而引发了一场影响较大的理论争论。该文明确提出了“我国的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指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
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制度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否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