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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的辩证思维
2009-07-21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唐洲雁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创者。在制定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他始终“照辩证法办事”,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战略家所具备的辩证思维。认真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对于教育全党进一步“照辩证法办事”, 培养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正是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而国情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实践的升华。它既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性质——社会主义,又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模式——中国特色;它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一决策,“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正确认识和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以此确定中心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和基本的问题过程中,邓小平逐步得出了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结论。他认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他果断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适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邓小平后来把这一历史转折称之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紧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而且是最关键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然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打开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正是沿着这条新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认为它们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


  在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大幅度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他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他把改革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些认识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也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新贡献,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辩证思维。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并非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的新体制。他把改革看做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革故鼎新和辩证否定。这种辩证的否定观,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法的论述。

  就在邓小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抉择日益坚定的同时,他关于对外开放的思路也逐步明确起来。他认为,中国要发展,不仅对内要改革,而且对外要开放。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各国也是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过程中,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辩证思想,发展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搞建设主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援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以他的上述思想为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四、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总结毛泽东“两步走”战略设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提出了“小康”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根据这一设计,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提出来。1984年,邓小平开始把目光投放到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的设计上,提出在实现“小康”以后,还要花30-50年时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1987年,他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党的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指出通过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还根据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和“跳跃式发展”的辩证特点,先后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和“台阶式”的发展战略。

  “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事物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把事物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把优先发展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与各地区共同前进的发展局面,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新鲜活力。

  “台阶式”战略,实际上是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又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运用这一思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决策,其中“先富带动后富”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采取的方针,“台阶式发展”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采取的方针。这两大决策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五、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通俗表述,反映的是一种全面、科学、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应用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两手抓”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重要战略思想,是“照辩证法办事”的具体运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对这一重大战略方针,进行过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等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正确运用和发展,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虽然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它也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制约。因此,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加强法制建设等重大战略措施,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保证”。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统一。

  当然,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的决策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这个领域。突出的如“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复杂矛盾的成功范例。邓小平曾说过,“如果‘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在世纪之交的复杂情况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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