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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国外两本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著作
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 辛 鸣
对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的发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可能有些不情愿。但如何理解这一事实、如何面对这一事实，西方社会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国外有两本书格外引人注目：马丁·雅克著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威尔·赫顿著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与西方》。日前两书作者进行了一次讨论，讨论的内容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参见2009年7月2日《参考消息》）。 威尔·赫顿在《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的价值观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普世前提。中国现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照搬。 而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中则认为，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他认为，中国绝不会变成“西方”，那种将一切智慧归于西方是自大的表现。在过去一百年里，世界许多国家思考和决策时秉持的现代化“西方中心”的观念将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这些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给我们提出了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也不可能割断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晰地阐述中国发展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这不仅仅可以消弭西方社会的疑虑与偏执，也可以增强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信心与决心。中国道路是一条和谐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及模式相对西方而言，是一种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和谐发展”有以下三重意蕴。
一、“和而不同”：“不同”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种事实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行为越来越趋同了：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听摇滚乐、看好莱坞大片，中国社会的民众似乎也不例外。据此，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融入西方社会，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纯属自欺欺人。威尔·赫顿在书中就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很明确：和谐世界是世界发展的一个目标，世界的发展是“和而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以西方国家为样板，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发展之路。“不同”不是一种臆想，而是一种事实、一种必然。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条件、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系列的“不同”必然导致另一系列的“不同”：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行为偏好、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不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社会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不仅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还包括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与行为习惯，甚至一些制度层面的内容也属于文明这一大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某些人往往习惯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去否定别国文明的优势和独特地位，强求文明同一。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狂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这是任何一个不抱政治偏见的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但西方社会的一些学者和政客出于对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了解而产生不理解甚至敌意，对中国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却持以一种怀疑、观望、甚至惧怕的心理，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潜滋暗长的。
其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实践也表明，文明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其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对于别的文明主体来说，一种文明选择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对于本文明主体来说却都是有充分理性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世界学者的共识。西方文明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处于优势，就想当然地以为西方文明就终结了人类文明，这是一种文明的自大。对此，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认为，“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谬论。如同市场和技术一样，现代化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中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国家。”他所说的这种“不众不同”，实际就隐含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二、和实生物：“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必然
正因为“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审慎把握自身“不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就成为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当然选择。鹰击长空，鱼游深海，各得其所。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僵化衰落，不管那种文明看起来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多么的科学。社会制度更是如此。制度研究表明，制度是非中性的，任何制度都有其占优群体和劣势境遇。一项制度可能让某一社会群体如鱼得水，占尽利益，却会让另一社会群体缘木求鱼，得不偿失。
西方一些人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发展中国家最终将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克隆体。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这是一种谬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制度是在其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背后既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滋养，又有近百年的海外殖民掠夺“资本”。面对这样的制度，中国不是不去学习西方，而是学不来、不能学，也没有资本、条件去走西方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去侵略他国，但要实现自己的发展，怎么办？必须走一条自己的路。中国正是经过不断的艰辛探索，才形成了今日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十年来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道路不是重复西方的发展道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克隆”，而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扬弃与超越。在西方范式内发展，中国只能成为西方的附庸，很难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独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必然，必须坚持这种“特色”。在这里，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赫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必须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盲目追随西方；另一种是以“特色”为借口，拒绝向世界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先进的经验和做法。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是要不得的。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中国社会明确向世界传递的信号。
三、和谐共处：不仅是一种可能，更应是一种长期追求
当然，强调不同之处，并不能否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还有更大相同之处。但中西方社会之间的共同之处究竟是什么，尚需要进一步认识。若简单地把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东西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中国社会，既是一种无知的独断，也是一种臆想的狂妄。我认为，世界的和谐相处，就应是各国之间共同追求的“相同之处”。
世界和谐相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互利的。尽管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无论在理念、风格、模式还是具体判断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都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有着很强的互补性。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这是人类文明之间应有的态度。比如，中国文化中“仁爱”的精神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改变霸权思维，推动世界和平相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西方一些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现有国际秩序，以所谓“国际公理”、 “人类普遍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乃至宗教观，其他民族和群体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大肆讨伐，这是引起世界不和谐的重要根源。如果西方社会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意愿，以“仁爱”的情怀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友爱、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就不会成为空谈。
世界和谐相处是长期的。有人会问，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成功会不会取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呢？其实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作祟。在世界的发展模式当中，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在和谐共处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之间不存在谁终结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消除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而是丰富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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