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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闻网11月22日电 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后简称为“省委六条”。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突破左倾禁区第一份开拓性文件，为农村的伟大变革吹响了号角，拉开了序幕。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迷茫徘徊中寻找出路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拼命捂盖子，继续推行极左政策，有关“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任何触动。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派万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省委书记。1977年6月21日，万里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果断行动，快刀斩乱麻，全面开展清查“四人帮”在安徽的有关人和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清查工作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清查工作过程中，万里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要求安徽派人前去，将这些灾民带回来。万里感到农村问题严重，急于要了解农村的情况。在省委书记王光宇的安排下，于8月21日(星期日)，在稻香楼宾馆西苑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我(当时任省农办政策研究室主任)全面汇报农村的严重情况。参加会议的除万里外，赵守一、王光宇在场。顾卓新因事未能到会，第二天下午，我又单独向他作了汇报。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我汇报的内容，是从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浮夸风、农民负担重以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等等方面的内容，列举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政策，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理论和政策搞乱了，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搞乱了，把人的积极性搞完了，给农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安徽成了重灾区，农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期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均年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了30%，全省70个县中，有大面积的后进县，即著名的三大片10个县，如滁县地区的定(定远)、凤(凤阳)、嘉(嘉山)，宿县地区的泗(泗县)、五(五河)、灵(灵璧)、固(固镇)，宣城地区的宣(宣城)、郎(郎溪)、广(广德)。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常年处在饥饿线上挣扎。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根据各地框算，大约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全部变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贷款和扶持款。这些生产队名义上有一块集体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壳，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汇报进行了四个半小时，大家边谈边议，心心相印，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汇报的这些情况，对万里震动很大。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是长期搞城市工作的，对农村情况知之很少，对安徽的情况则是一无所知。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想不到农村还这样穷。万里严肃指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要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更复杂，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很难搞好。”他表示决心说：“我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农村问题。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办的同志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帮助省委尽快搞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万里身先士卒，带头下去调查，看农村，看农民。用三个多月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他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不给地方领导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他亲眼看到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种种情景，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裤子穿，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沿淮、皖东地区有些穷村，房子墙壁是泥巴垒的，门窗是高粱秆编的，桌子、凳子是泥土坯做的，连睡觉的床铺也没有，只是在地上铺一层高粱秆，上面放一张芦席，甚至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呀。面对农村的贫困面貌，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遵照万里的吩咐，一方面省农办通知各地市农办，派人下去调查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方面由我带领几位同志，分别到不同类型的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社队，走村串户，边看边谈，就如何加快农业发展，征求干群意见。9月20日至24日，我们在滁县地委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农村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和部分县的农办主任，共35人。这次会议形成了两个文件：一是将会上反映的农村情况，汇编成《宋佩璋紧跟“四人帮”，破坏农村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在这个材料的第一页的左上端加注了“绝密”二字，印发给省委常委参阅；二是经过会议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草稿的内容有六个方面，即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不足为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时期，这些都成了长期无人敢于逾越的禁区。万里下决心要冲破这些禁区，他多次说过：“不要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好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不能只唯上，不唯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六条”草稿送到省委后，10月6日，顾卓新首先批示：“这个规定很好，文件也写得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但是，一、这些办法是否真能做到？有多大把握？二、各地区的社队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每个劳动日多少钱？能否分到现金？三、真正贯彻这个政策，须经过社队彻底整顿，现在下面很乱，没有保证。应考虑明年派社教工作队下去结合完成这个任务。” tujian.org
万里看过后，通过省委办公厅主任于廉，在电话里向我提出：“这个‘六条’如果能贯彻下去，确实很好，是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路线敲响了警钟。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如何看待，还有没有新的要求，这个意见是否能代表他们的意愿。总之，这事关全省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万里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要下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根据万里的交待，我们在合肥附近，选择了比较先进的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比较后进的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用两个下午，分别将两个点的公社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组成三个小组。顾卓新参加公社大队干部小组，赵守一参加生产队干部小组，万里、王光宇参加群众代表小组。当时会场上气氛热烈，发言踊跃。群众意见大致上有两点：一、对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和经营正当家庭副业，非常感兴趣，表示拥护。二、提出希望，对建立生产责任制问题，政策要放宽些，要相信干部群众是不会胡来的。万里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对参加会议的刘家瑞、辛生说：“如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出现瞎指挥现象，农业还是上不上去。你们的草稿上只写了一句话，远不够分量，是否加上生产自主权，劳动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生产队既然作为一级核算单位，应当有自主权。做什么，怎么做，应该由他们自己研究解决，过去上面指手画脚，实际上剥夺了生产队的权利，还谈什么积极性！老百姓最懂农业，最懂土地的好孬。最适宜种什么，长什么，能否丰收，他们比我们心里有底，还是让他们当家。如果上面什么都管，反倒把农业搞糟了，这是多年来的教训。”他还一再强调：“你们要告诉老周，把我的意见传达到。”在我的主持下，省农办政研室对草稿做了一次重大修改，对“六条”的内容作了调整，单列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并加上了联系生产量责任制的内容。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万里看了修改后的草稿，觉得还是放心不下，他想听听地市县委干部的意见，所以，省委决定于11月15日至22日，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大会开幕式上，万里没有做长篇报告，首先宣布，这次会议只有一个任务，用一个星期时间，讨论修改“省委六条”。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把“省委六条”修改好。万里简明扼要地指出：“安徽是个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村政策怎么搞？主要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抓农业机械化是完全对的，但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过去母亲送儿子去参加革命，去当红军，一是为了政治解放，二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现在进了城，有些干部把老娘给忘了，忘了本。我们一定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万里的讲话，只用了十几分钟，会议便转入分组讨论。刚开始的两天，各小组在讨论中，大家情绪激烈，分歧很大，争论很大，持赞成态度的是少数，多数人不赞成。他们认为，这个文件给农民自主权太多了，这样下去会滑坡，会滑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样就违背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甚至有人提出说，这个文件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愿意为会议重新起草。省委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会议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对“六条草稿”逐条逐句进行认真研究修改，如有不同意的条文，都能够写出不同意的理由。经过几天的讨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再三考虑后，对会议秘书组同志们说：“你们对六条草稿再修改修改，不要勉强，多数人思想不通，该让步的就应该让步，我们要耐心等待，允许人家有个转变思想认识的过程。因为他们都是地、县委一把手，具体工作要由他们去做。如果他们接受不了，硬要他们去做，那就会把好事办坏，会搞糟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这些规定，现在提出来可能不是时候。”我们对六条草稿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删去了一些大家意见较多的内容。对此，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了。11月28日，六条草稿经过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以试行草案形式，转发各地执行。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他出访巴基斯坦，路过四川省成都时，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作了一篇高瞻远瞩的讲话：“安徽的万里搞了个农村政策六条规定，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搞多少条嘛，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我们在文革前，企业管理中那一套是学苏联的，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这一套也砍掉了，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农村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还是原来的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并让秘书把安徽省委的“六条”交给了赵紫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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