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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足迹——追忆池必卿同志几件事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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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光辉历程起步难。池必卿带领贵州走过那艰难岁月，留下春天美好的足迹。
必卿同志1978年6月到贵州，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1985年5月离黔返京，2007年11月17日逝世，享年90岁。作为他的秘书，谨以此文表示深切怀念。
粉碎“四人帮”后，饱经风霜的人们期盼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贵州进展滞缓，党内外意见很大。王震副总理对此提出了批评，中组部部长也点名进行督促。1979年1月，省委研究决定，改由池必卿负责此项工作。
必卿同志曾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拨乱反正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决心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把事情办好。他表示：“平反冤、假、错案，关键在排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特别是涉及中央领导批示的一些案子，要历史地看待，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去评鉴和认识，要拿出不怕下油锅的决心和魄力，带着感情，亲自动手，抓紧抓好。”贵州历次运动反复折腾，落实政策工作量很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要遗留问题的受伤害者需要平反昭雪，“十年动乱”中许多受牵连者有待查清解脱。为了加快进度，他迅速召集相关负责同志，组成落实政策工作小组并研究决定三条加快的措施：一是复查不搞繁琐哲学，只复查处理时的主要事实依据；二是选一批已经得到平反解脱但尚未安排工作、作风不偏激的同志，参加落实干部政策；三是召开典型案例平反会，做样板扩大影响。有了坚定的决心和求实的精神，工作步伐大大加快。经过半年努力，就完成平反冤、假、错案77%。其间，凡涉及重要领导干部的问题，他总是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好几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案就这样迎刃而解。原贵州省委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常委，已逝世多年，他们的家属要反映问题，无论什么时候找，他都及时会见，听取陈述和意见，然后落实去办，直到问题妥善解决；原省委秘书长，落实政策时已年近花甲，住房阴暗潮湿，他专程看望后，指示另行调整住房并安排职务；原四川省建设厅一位厅级干部，被反右倾投入中八农场劳改，他亲自到农场探访，使该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工作。贵州“四清”问题，是一个影响很广并涉及高层的特殊问题。必卿同志主持审定，省委两次向中央写出《请示》，实事求是地表达对贵州“四清”运动的评鉴及各方面干部的评价，把握了既解决问题，又促进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党中央批复给予明确肯定，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矛盾复杂。必卿同志带头给各方面同志做工作，“解疙瘩”。他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和同志。由于‘左’的长期影响，很多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执行了‘左’的错误，有些受伤害的同志可能在之前或之后也伤害过别的同志。没有谁能说自己没有错误行为。我们大家都按三中全会精神办，实事求是认识‘左’的问题，不纠缠历史旧帐。解决历史问题要提倡粗，不要细。”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加上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强力推进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贵州避免了长期纠缠和“翻烧饼”情况的发生，干部群众心情舒畅，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文革”使贵州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三中全会前两年有所恢复，但是农业仍徘徊不前。全省农民人均粮食仅有222公斤，分配收入46元，农村经济举步维艰。池必卿经过调查研究，坚决纠正经济工作“左”的错误，从贵州实际出发，切实加强农业基础。
1979年初春，池必卿到长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调研11天。他自始至终地参加县“三干会”，与基层干部挤在一起，在浓烈的烟雾里认真听取讨论发言。“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瞎指挥，社员不愿干。”“征购加超购，搞得很恼火，刚过了年就要返销粮。”“农民说这是砍柴卖，买柴烧，不图赚钱只图挑，国家要征购，农民吃回销。”“省里喊多种小麦，不留泡冬田，我们不敢因地制宜，怕遭批”。“社员用钱靠鸡屁股银行，赶场卖鸡蛋换火柴、煤油、盐，不许赶场很不方便”。“按三中全会精神办，肯定搞得好”……会后跑了几个区、社，看到岩溶地区山高水低，石厚土薄，条件恶劣，生产落后，生活艰苦，有些队每个劳动日值仅二分钱，连简单再生产都难维持。但是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还在进行“人造平原”、“大兵团作战”，群众不堪重负。对照三中全会制定的农业《六十条》，他认为，强制扩大小麦面积、实行自留地等“三地代耕”、减少赶场，以及虚报产量增加粮食征购等“左”的政策和作法，违背农民意愿和客观规律，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尽快纠正过来。他把这些看法和意见打电话给省委第一书记，建议转发给省委常委参考。从此，全省开始纠正一些“左”的农业政策，农业初步得以休养生息。
那段时间，必卿同志对全省经济综合分析研究后发现，“三线”建设使贵州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农业成了短腿，不仅要国家调给大量粮食，而且许多副食品也靠外省支援。 “十年动乱”结束以来，贵州同全国一样，经济建设积极性很高，但是片面追求产值、速度，不讲经济效益，同时继续跟随某些“左”的口号，提出“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基地”等不切实际的目标，盲目铺大基建摊子，资金、物资全面紧张，一些项目拖成“胡子工程”，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支农工业薄弱，化肥、农药、适用农机具严重短缺，造成农业基础更加脆弱，难以支撑工业发展规模，经济工作陷于被动。他认为，贵州经济结构和比例失调，积累挤了生产和消费，重工业挤了轻工业和农业，必须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对经济计划进行调整。1979年5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他结合“一五”后期全国经济工作“冒进”与反冒进的历史教训，提出调整意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解放思想，不照搬照套全国的模式，从贵州农业薄弱、轻工业偏轻的实际出发进行调整，真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有计划有步骤地关停一批资源不清、设计不全和效益不好的基本建设项目。首先加强农业。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积极发展以农、牧、林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使工业转向支持农业现代化，保障人民生活。重点做好地方财力综合平衡，确保提高经济效益。”当时必卿同志是二把手，但是他这些意见体现了三中全会精神，符合贵州实际，得到省委一致赞同。原先倾向于“大干快上”的同志也表示要改变思路，真正围绕加强农业调整部署。经过调整，“赤天化”、乌江渡电站等重点工程如期建成投产，烟、酒等优势产业加快了发展。
为寻找农业发展道路，1979年春末夏初，必卿同志连续进行一个月调研，行程4000多公里，涉及16个县28个社、队，从各地的烤烟、油菜、养蜂、养牛、养羊、桐林、茶园、竹海等等典型里，看到了“靠山吃山”、“多种经营”的广阔前景。他立即召开全省地书会进行讨论，提出：“应该进一步研究认识贵州省情，从实际出发调整农业结构。种植业要适当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结构，农、林、牧、副、渔也因地制宜调整，根据实际条件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突出林业和食草畜牧，加强水土保持，逐步退耕还林、还牧。”经过因地制宜的调整，耕地复种指数提高，作物布局趋于合理，农业全面发展。得到实惠的农民称赞，“要想富得快，烤烟加油菜”。省委则明确了长远发展方针，“要想翻两番，两眼盯着山”。
自从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一直被当成“大逆不道”。贵州不少干部群众为之受到批判、斗争，直至处分。直到1979年，省里的基本态度依旧是不允许、要纠正，并形成领导与群众“顶牛”之势。
1980年春，必卿同志与几位副书记商定，为不影响生产，先停止纠偏，大家下去调研，然后解决。这次他又连续跑了三十天，还特别住到最偏远，包产到户比例最大的区、乡了解情况。5月，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地书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进行讨论。由于问题重大而敏感，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常委扩大会历经10个工作日，讨论9个半天，气氛空前热烈。那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名副其实的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关系变革，从历史教训到现实经验，有慷慨激昂的赞同，有犹豫不决的争论，所有的与会者发言都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意见中肯。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同志说“包产到户一定增产”，“三把式”老干部说“集体经营已经超过生产力水平，应调整过来”，老红军资格的领导说“我们不能再当‘顶门杠’”，“搞这么多年还吃不饱饭，如果我现在是农民，也会要求包产到户”……经过充分讨论，绝大多数人表示了赞同意见。必卿同志表明认识和决心：“……实践证明，我们之所以穷，主要是‘左’的影响。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现在看来，不许超出‘深山偏僻、孤门独户’的规定是不行的，应根据实际放宽。经济是基础，对农民来说吃饭就是基础。农民反感、反对与生产力水平极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办法就是包产到户或悄悄‘单干’。这是群众自发的调整，是对‘左’的抵抗和惩罚。这不能怪农民，只能检查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我们必须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放宽政策，使这一问题取得重大突破。中央领导讲我们这里政策可以放宽、‘索性实行包产到户’，我们再不能跟农民对着干或者放任自流，再也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不再让他自发地调整，也不再堵，而是要疏、要放，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提到贵州省全党的大事上来讨论。各级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来个拨乱反正，统一使用劳动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转变组织规模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人越多越好的偏见。要从贵州实际出发，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重新拿起来，正面疏导，领导着农民干。要干就干出个样样儿来。”对此，有同志建议请示一下中央。必卿同志反问：“谁会立即答复？既然中央叫我们在贵州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怎么办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摆张凳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必卿同志讲过，当时他做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坚持真理，敢于负责，服从组织。面对千万人吃饭的大事，不考虑个人得失。
1980年7月，必卿同志签发了省委38号文件，明确规定“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允许实行包干到户”。这是“包干到户”第一次出现在省委文件，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更为放宽，去掉了“统一计划”和“统一分配”要求，完全解除了生产队制约，因此更受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欢迎，“包干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包干到户”使承包者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因而不推自开，当年全省实行的占61.8%，第二年达98.2%。
两“包”初期，新矛盾和新问题此伏彼起，不同认识的压力也时隐时现。必卿同志一面抓紧解决“乱砍滥伐、超生人口、占地盖房”等等实际问题，一面在中央的会议和文件里争取“两包”的地位。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与会同志很关注第一个形成省委文件领导“两包”的贵州省发言。但有的同志也表示，“反正这个东西在我那里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怎么样，那我们管不了”。必卿同志坚持自己的认识，为贵州农民据理力争，并宣布与该同志达成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互不干预！”12月13日，他签发了省委给中央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提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干到户’，是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个体经营，不但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总轨道，而且应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党中央总书记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为继续争取“包干到户”的平等合法地位，1981年10月，池必卿召集省委常委讨论中央征求修改意见的农业文件草稿，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再次提出贵州的建议：凡是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照不同的经济基础、经营项目、管理水平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都应当充分肯定，不要划类比优劣，不要以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来分高低。中央采纳了贵州的意见，在1982年一号文件，也就是第一个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党中央正式认定“包干到户”姓“社”，解决了几年来不同观点的大争论，使之在全国迅速发展开来。这年9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调查报告：“在联产承包制中，‘包干到户’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形式，而且又最为普遍，已经占到近70%。”实践证明，“包干到户”是反映亿万农民意愿的阳关道。
为解除农民顾虑，促使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必卿同志反复强调：“记住我三句话，第一，不能讲‘包干到户’是权宜之计，这样讲农民就怕变，不敢放手大干；第二，也不能讲‘包干到户’万岁，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第三，我们不会变，群众要求变的时候再考虑，要变也会越变越有利于群众。”他还指出，“包干到户”政策潜力很大，要借鉴耕地的经验，把荒山、荒坡、荒水和社队企业承包给农民，实行责权利结合的承包责任制，加快林、牧、副、渔、工各业发展。正如，《资本论》里所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随着农村形势的改变，工业和其它各业也有了加快发展的条件。必卿同志进一步提出，各个领域都要像农业那样，普遍建立经济责任制。工业部门要对国家定目标责任，企业内部也层层定目标、人人负责任，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他支持预算内工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的改革，同时，参照中央对贵州的财政包干体制，提出全省财政由一个大锅吃饭改为“分灶吃饭”，对地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调动各级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在中央支持下，经过努力，贵州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大幅上升。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从农村改革算起，全省地方财政收入4年增长了一倍，“六五”期间，是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1984年元旦，中央领导来黔视察，给予了“贵州大有希望”的鼓励。但是省委一班人十分清楚，贵州比全国差距很大。必卿同志召开常委会、地书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他反复讲：“按人均水平，我们还处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还没有摆脱‘干人’地位。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治国之道，富民为先’的思想，放手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让老百姓富起来。”这年4月，他根据中央领导的提议，成功主持召开首届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拉开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序幕。9月，他又带队前往深圳等地进行考察，提出“要学广东‘遇着红灯绕道走，看见绿灯赶快走’，思想更加解放，对内更加搞活，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手”，强调“允许改革有失误，不许害怕失误不改革”。这一年，全省再次掀起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热潮，各级各部门清除一大批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定，大胆开展多项改革试验，扩大对外交流合作，经济活跃，人气兴旺。必卿同志始终认为，“贫困落后地区不能按常规办法走路，必须有‘变通’的方法，在中央方针指引下，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争取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而且效益比较好，才可能逐步赶上全国的中等水平，才可能逐步减轻国家负担，并慢慢有所贡献。”
1982年中央作出机构改革部署。必卿同志带头推进领导干部制度改革。他以许多老干部的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为例，开导大家大胆选拔推荐年轻同志。由于老同志的开明和信任，贵州较早地启用了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地厅级领导岗位，并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进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必卿同志放手给年轻同志压担子，让他们实践锻炼。他说“你们大胆干，出问题由我负责”。1983年初，他开始准备省党代会和省委新老交替，当时他64周岁，符合连任条件，但他主动提出让位。一方面他向中央提出自己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的要求，一方面对地厅主要干部郑重表示自己要退，要他们着重推荐省委新的一把手。同时采取个别谈话方式，征求省级老同志意见。进入1985年，他感到已准备好了接替自己的人选，再次向中央提出退下来的要求。中组部部长要他考虑兼个别的职务。他表示，再兼职不好，不利于新班子工作。他认为“扶上马就该放开缰绳”。5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要闻报道贵州的新老交替并配发评论：“他们的经验最可贵之处是老同志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有高度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同时，充分信任年轻干部，大胆放手让他们早挑重担。有些老同志身体还好，本来可以再干一些时候，但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到底一定要当领导到底。这种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和革命家的宽阔胸怀，确实值得学习。”报道还特别指出：“贵州省委新老顺利交替，是与池必卿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主动荐贤让位，做耐心细致工作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和贵州省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
必卿同志说过，贵州是他领导时间最长、心情最舒畅的一个地方。他的一个信念是，只要有个好的领导班子，思想路线对头，坚持不懈努力，贵州可以实现“后来居上”。回到北京以后，他坚持阅读《贵州日报》，继续关心贵州的发展和进步。1997年，看见报上有关“贵州现象”见仁见智的讨论，80高龄的他立即给在黔的友人写信，抒发体会。信末写了3个万岁：“落后的地方经济赶一赶万岁！质量第一的条件下，把速度提高一点，但决不要虚报浮夸，扎扎实实工作万岁！因循守旧要不得，得过且过要不得，自我陶醉更不好，谦虚万岁！”流露他对贵州的深情，谆谆感人。
贵州改革开放初期的成就，与省委一班人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分不开。其中班长的个人魅力有着重要作用。必卿同志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他常说：“干工作要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也不唯外，要唯实。”“在中央方针、政策指导下，省委有根据本地实际办事的责任和权力，就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照套上面的指示和决定。”他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包干到户”前，为保春耕生产，他决定“群众已经采取的办法，不管什么形式，目前一律不动”。听到群众议论形势，他说“不要批评人家信心不足，我们努力把工作搞上去，做出点成绩，群众就增强信心了。”他坚持民主集中制，敢于批评拒不执行党委、党组决定的行为，维护党的团结，同时也勇于自我批评，纠正失误。“包干到户”文件里，有一段联系本届省委失误的自我批评，总共四百多字，起草和讨论修改时都有人建议删掉，他坚持保留：“别的都同意，这一条不接受，必须用自我批评的办法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言行谨慎简朴。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三年不讲形势大好，扎实工作埋头苦干。”“看成绩不要说满了，更不要说过了，有一百条成绩顶多说到99条。”到基层调研，他和大家同乘一车，不许迎送，轻车简从，用餐从简，餐后交费……
必卿同志离开贵州走得很简洁。1985年春末，在得到“退”的批准后，他做好计划“去四川看看”，像出差一样没作辞行就走了。中途省委派人“截”他回省话别，却只带回来他的谢意。
必卿同志离开这个世界走得更简洁。在世纪之交的那个春天，他写下遗嘱，全文为：“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一切悼念活动。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遗体火化，不留骨灰。不写生平，不设灵堂，不换新衣，不通知亲友。所有个人财产，均由我老伴个人所有并作最后处理，任何人不得干扰和干预。池必卿生前留言1999年4月15日起草2000年5月20日重写。”寥寥数语，高风亮节。中央电复：尊重池必卿同志意愿。在北京医院一间不大的专题厅室，我向覆盖着党旗的老首长鞠躬致敬。另外亲临致礼的仅有北京、贵州和山西老家的三十余人。厅里厅外，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威武雄壮的经典歌曲《在太行山上》萦绕。“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战歌里，太行之子归去矣！本篇新闻热门关键词:一批6元成功6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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