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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扶贫：纵深推进扶贫开发的有效路径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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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一群来自贵州高校、社科、农科、环保、林业、扶贫等部门和媒体的人走到一起，怀着对贵州本土发展理想探索前行，开始认识、实践和重新在贵州本土解读“参与式”发展理念。黄明杰、毛刚强等人在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乡村综合治理、扶贫和开发、小额信贷、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少数民族妇女和发展、乡村教育、乡土知识、社区林业发展等领域运用“参与式”的方法在贵州草海、凯佐、雷山等地实践。尽管“参与式”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已经看到“参与式”本土生长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并成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开发的有益补充。
2008年，“参与式”来到贵州已经近20年，对于实践它的兴趣人群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的词汇，更是一个在内心的自我意识、判断和认同，并期盼在本土化的实践里找到最合适的工具和方法。
我们不禁要问，在贵州，参与式的本土化在经历什么样的历程？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贵州少数几个来自科研、环保、林业和高校的人员，接受参与式理念的启蒙，开始在贵州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农村自然资源管理及其综合治理上开始慢慢摸索。
1992年秋，从中科院昆明生态所研究生毕业的黄明杰，由贵州省环保局委派到威宁自治县草海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在萧瑟草海之滨，黄明杰内心一片渺茫：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和世代贫困的村民，谈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恐怕只是空想。实践证明，只要想办法，问题总有解决的方案。不久之后，黄明杰和他的同伴开始在草海实行的“参与式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国际合作，有效地解决了环境保护与当地村民生存和发展的矛盾。
1994年，贵州省环境保护局、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及相关国际组织在草海合作开始尝试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在此，开始运用参与式的方法，与政府和执行项目的专家商讨草海的未来。他们开展了渐进项目、村寨发展基金、参与式村级规划、小流域治理、环境教育等项目。
该项目不仅保护了草海，也实现了当地人参与到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同时，解决了当地人的生计问题。这个贵州最早的政府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参与式项目，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与资源分配，让草海人积极参与到草海的保护和发展中，使当地社区成为草海自然保护的主体，从而实现草海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取得极大成功，被国内外专家称为“草海模式”。
参与式在草海的成功实践，让正在致力于贵州各领域综合发展的行动者看到参与式在贵州发展中运用的可能性。相关的参与式培训逐步开展。
贵州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接受参与式影响的人群，开始引导和组织与多边及双边国际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到贵州参与式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为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
200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把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政府对参与式的认同和参与，并在扶贫领域大力推广。
2005年，在成功实施三都自治县综合扶贫项目的基础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机构合作在我省启动“中国贵州省道真自治县、雷山县全民参与式综合扶贫试点项目”。该项目采取扶贫与健康促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生态农业以及寄生虫防治、增加农民收入等领域，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推动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
2006年，由世界银行发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主办，多家机构共同组织管理的“中国发展市场项目”资助了贵州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与保护研究发展中心和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执行的项目——建立贵州茂兰喀斯特地区村级参与式综合扶贫项目示范点，在茂兰保护区内开展了涉及成立农户发展协会、建立网络教室、保护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培训的综合扶贫示范工作。
省扶贫办主任黎光武在《以人为本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深化参与式扶贫。再次证明参与式在贵州省政府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的其他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也开始有人主动运用参与式方法，接受参与式理念。政府的认同极大拓展了参与式的实践空间和资金渠道，参与式的运用从传统的环境保护、农村发展延伸到新农村建设、旅游规划、计生、扶贫、土地规划、小额信贷、小流域综合治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保护等各方面，并取得显著成效。
贵州参与式发展从寻求国际合作开始，主动寻求本土可持续发展，积极与政府合作，并广泛在民间中倡导参与式理念，寻求最广泛民众的认同和参与，从而培育了本土对参与式的认同。
于是，众多民间公益组织应运而生，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参与式本土化发展及可持续推进。传统的方法以项目推动参与式，但项目点毕竟相对范围小，参与的人员少，接受参与式的人少。贵州一些项目力求联系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从村民到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联动一起做参与式项目，这种线性的参与式模式，在各个环节都散下了可被影响的目标群，为参与式信息的再次传播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以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为例，该项目联合下到季刀村民，排乐村、凯里市委宣传部、黔东南自治州委宣传部、黔东南文化局、黔东南文联，上到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群众艺术馆、贵州戏剧创作中心、贵阳文化演出中心、西西弗文化传播公司等多家部门合作完成项目。该项目还以项目推动媒体倡导，在媒体上推动公众对社会性别的认识以及参与式发展项目的理解和认同。
大量本土民间机构的生长证明贵州本土发展力量的日益壮大，尽管我们不能说他们都在运用参与式，但这些机构在成立之时，已经酝酿好自己的使命和价值，在执行自己的理念过程中，以最大的可能倾听本土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声音。从一定程度上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的本土理解的参与式，更有意愿贴心地了解本土的愿望和想法，更愿意真实地更有感情地倾听弱势群体的生计需求和发展理想。而不是像一些机构受到外来资方的限制，力图给资方一个“交待”，快速而强制性地找到一个地点，执行资方和自己的理念，把机构的使命和价值照葫芦画瓢画好贴在那里，给资助方一个交待，从而再得到更多的资金完成项目的循环。这样没有真实地接近项目群，没有用真实的感情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愿。所以，从长远来看，参与式本土化的结果将导致贵州本土参与式的良性发展。
未来贵州参与式发展有其极大的空间性和延伸性，但需要寻求合作和交流的平台。从长远来看，参与式发展在贵州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由项目带动的本土倡导和本土组织以及政府对参与式的认同，将会引领贵州参与式向更深更广的空间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贵州参与式发展存在一些局限。由于长期主要依靠海外资金运用参与式的方法运作项目，使得贵州的参与式发展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运行的本土生长的可持续性机制。另外，由于更多地关注参与式工具的运用，忽略了参与人对行动中行为、态度和心态的反思。
贵州参与式发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遭遇瓶颈，由于诸多原因，国外资金的支持不再是最可取的办法，这让长期依靠国外资金的参与式发展遭遇困境，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坐下来讨论如何创新，为贵州的参与式发展找到出口。由于长期依靠国外资金，使得贵州参与式发展不具备独立性和自我可生长的可持续性。
依靠国外资金，必须按照国外发展模式的那套程序，比如项目建议书，项目检测和评估等，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障碍和负担，这导致一些机构花很多人力物力写一份完美的项目建议书，为了拿到钱做事情，或盲目尊崇资助方要求和价值体系，或有什么钱可以用，就写什么样的项目建议书去对接，从而失去自己做事情的原则和方法。
回顾贵州20多年扶贫开发的过程，黎光武认为总体而言，贵州扶贫已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但要深化和推进开发式扶贫需要开放的思维和理念。
其中一条重要的思维和理念，他认为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自觉参与的作用”。这里的自觉参与正是政府和民间最广泛的合作，政府和民间和谐的沟通，政府和民间对社会发展的完美搭配和互补。只有最广泛地发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才能找到需要发展认同发展的主体人群的认同，只有他们的认同和参与，才能把事情做好，为群众谋福利。因为，他们——参与到贵州发展伟大事业中的群众，只有他们能够改写自己的历史。
正如黎光武所言：“农民是扶贫开发的主体，要尊重他们意愿，激发他们的创造，保护他们的权益，着力提高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本篇新闻热门关键词:标志寻求保健成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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