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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刚刚淡出人们的视野，位于成都的厂房又添爆炸声。这起发生于抛光车间可燃粉尘的意外爆炸，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16人受伤。 富士康工业园位于成都近郊红光镇，拥有8座厂房50条生产线，76天建成投产，创下了建造工厂所用时间的最短记录。新厂区里已经容纳了近三万名员工，大部分的员工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与机器一样，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车间的流水线上。 作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重头项目，成都市政府一直对76天建厂开工的高效率，以及未来将生产全球2/3以上的IPAD等相关数据引以为傲。事故发生后，少不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意思的是，除了省委书记刘奇葆携市领导迅速赶赴现场外，还有部分领导赶往机场迎接晚上到达的郭台铭。对于记者的来访，省市宣传部门也坚定地站在了富士康这边，微博爆料称有宣传干部在现场阻止记者采访。爆炸事件已经不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事，相关政府部门也与之休戚与共。 为了引进富士康，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可谓煞费苦心。据报道，在选择内迁成都前，郭台铭曾向当地政府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必须在3个月内建成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半年内厂房达到170万平方米，厂房要建在综合保税区内，富士康项目用地要4平方公里，另需10余平方公里做生活配套。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奇迹般地在70多天完成了。四川省政府除了批准给予富士康财政补贴和特惠的公司收入税率等优惠政策外，还特批增加了成都飞往香港的货机航班的数量，甚至要求当地的职业中专将学生输送到富士康去实习，以确保未来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成都对待富士康的态度，仅仅是富士康在内地政府的一个写照。高效的审批流程、大规模的廉价土地出让、量身定做的城市规划、奇迹般的厂房建设、大力度的财税优惠……再到后期的航班特批、劳动力供给，甚至事故的善后处理，地方政府关怀富士康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相关部门为富士康保驾护航，已经到了事无巨细殚精竭虑的地步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城市已经被富士康绑架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什么样的魔力，让地方政府对富士康如此热衷?无非缘于富士康对地方经济强大的带动作用。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2008年富士康在中国的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国内出口总额的3.9%;富士康在深圳的十几家公司的出口产出也占深圳出口总额的15%。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仅用了10余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只有村落农田的小镇，直接改造为一片配套齐整、商贸密集的城市中心社区，吸引了近40万的劳动力大军。这些数据，对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起步和发展阶段的内陆城镇而言，显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作为加工制造业的巨无霸，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如果任由一家企业独大，所有的城市规划、产业规划都围绕着一家大企业配套，那么反而使地方经济走向衰败。 富士康投资大陆的第一站是深圳关外龙华小镇，深圳龙华区目前人口约四十多万，其中富士康厂区人口占了全区人口的大约一半——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龙华镇的命运，与这家来自台湾的企业一起，结成了难以割舍的关系。 富士康早年的扩张，让围绕其庞大工业园周边的农民一下子富了起来，这些工人来了又走，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农民抢建的房子用于出租，四处都是。然而，当富士康转战西部内陆城市，对龙华镇的城市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量生产线劳工搬走，周边农民房的出租率、周边的商业餐饮娱乐都会受到冲击。龙华工业园未来从生产转向以研发为主，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结构变化如此迅速，城市的产业和配套也能如此快速有序吗? 纽约曼哈顿、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等范例表明，一个成熟的产业园区，一定是个性十足的城镇社区，一定是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的舞台。一个产业独大，当然会挤压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而产业的发展自有周期，当独大的产业从高峰走向低谷时，必然会导致城市从繁荣走向衰败。 从城市格局来看，与富士康一样，中国很多工业园区最初位于边远的郊区，所有的配套都脱离不了园区的思维，城市如同放大了的车间，园区就是城镇。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城镇功能明显滞后，缺少医院、学校、商城、影城等公共服务配套，不仅园区工人的娱乐、消费、教育、医疗等条件难以保障，更难以吸引其他产业和高端人群的进驻，形成恶性循环，反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不仅仅是大企业的政府，城市也不仅仅是某一家大企业的城市。除了政绩和GDP，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更需要关注民生配套，关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一个被大企业绑架了的城市，如同将所有鸡蛋放于一个篮子里，风险不言而喻。 作者为安邦资讯高级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