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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毅
裸，原是贱词。中国文化历来重含蓄，恶张扬。然而，时移世易，当一些人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裸者”时，冲击视神经的不再是吃惊，而是冷漠。
“裸官”并非不着衣服之官，而是独自在国内为官，却将家人、财产转移到国外的官。这些时刻腰揣护照、持有单程机票的官员让人担忧。而更令人忧心的是一群群为数众多的“裸民”，他们无法拥有稳定的工作，工作却尽情地拥有了他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默默地承受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离开田地，来到城市，简单的雇佣关系形成后，他们成为农民工。他们干着城市的活儿，却无权享受城市的福利。
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陈敬慈认为，中国建筑业全行业的劳务派遣制(包工制)世界罕见，中国特有的层层转包制是农民工糟糕处境的体制之源。包括香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固定工为主、临时工为辅的用工体制。比如香港的建筑商，会按公司承包的工程量测算出大体需要多少骨干工人。这些工人是固定工，按月发薪。不足部分才从外面招零工。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摆脱固定工沉重的福利负担，国有建筑公司几乎全部采用了包工制，建筑工人也从国有企业的固定职工变为打零工者。这就导致建筑商离实际干活儿的工人很远，工人队伍不清晰、不稳定，工人的福利保障也无从谈起。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农民工是建筑大军中的主力军，却被摆在利益链条的最下端，单个的农民工在势力强大的资方面前毫无议价能力。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不仅仅是农民工，建筑企业也非强者。开发商与建筑企业处在两个不同的圈子里，一个充分竞争不足，一个市场化过度。也就是说，建筑业是由开发商主导的，让谁来承建全凭开发商一句话。建筑公司那么多，恶性竞争难以避免。
在这样奇特的生态链中，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最底层的农民工就难以幸免。劳动力成本不断降低，期待工作的农民工只能接受“赤裸条款”。然而，我们呢？ tu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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