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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普遍面临着危机，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戏曲观众分流更显严重。当时很多人想到了改行，包括我自己。由于剧团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想唱的唱不了，能唱的没听众。如果再不寻找艺术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死路一条。
1982年，有关部门倡导学农村、搞承包的做法，全国的剧团掀起了“承包风”。当时700人的上海京剧院将《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3个戏剧组分为3个团，实行承包之后，经自由组合变成了5个队、9个组。每个队、组分到一些道具设备，在外寻找演出机会。这样一来演出是活了，质量却不高，演来演去只有几个传统戏。面对这种情况，群众用5个队队长的姓氏编了一副对联：童李齐夏（下）马，上海京剧完；横批：缺个耳朵（意指不听群众意见）。
正当我决心转行去报社工作时，1984年上海市委决定更换京剧院领导班子，由马博敏负责组建，并前前后后开了十几个座谈会。11月组织安排我当副院长，我留下来了。
新领导班子一上任，立即宣布承包结束，将剧院重新整合为3个团，要搞活人事制度，解决“铁饭碗”和“大锅饭”问题。1986年，上海京剧院成为文化部文化演出团体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和上海市艺术专业职称改革试点单位。我们实行了根据需要设岗、根据竞争水平上岗的措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拉开收入差距。上海京剧院是最早实行聘用制的院团之一，也是改革稿酬制度的先行者。练功房里又热闹起来了，经过退休、转岗，京剧院由600多人减少到30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这时，大家又陷入了“剧团生命线何在”的讨论中。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简单，无非是“出人出戏”，当时却讨论得十分热烈。1987年，院里来了一位客人——尚长荣。
时任陕西省京剧团名誉团长的尚长荣是带着剧作家陈亚先发表在《剧本》月刊上的作品《曹操与杨修》来上海找马博敏的。马博敏把这个本子转交给了我，我觉得它的思想内涵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所有剧本。于是，院里决定将尚长荣借调过来，把陈亚先从湖南请过来，随后将剧本修改了十几稿，集中最强力量排演《曹操与杨修》。
1987年底，文化部在天津举办全国京剧新剧目会演，《曹操与杨修》一炮走红，夺得了18项大奖。1988年，《曹操与杨修》进京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中国戏曲学会授予其第一个“中国戏曲学会奖”。
在授奖会上，当时的一位领导突然发话：“授了奖也可以批。”会场气氛顿时十分尴尬。之后，批评该剧的文章很快见报，称其为影射当代中国政治之作。我们几个主创人员都很害怕，但当时这部戏马上要进中南海演出。怎么办？大家决定硬着头皮去演。
那天，在中南海警卫局礼堂给中顾委领导演出。戏演到一半，胡乔木来了，我们一看更加紧张。演出结束后，领导们上台与演员握手，胡乔木站在台上说了一番话：我是听到一些情况才来看戏的。这是一部好戏，各方面都给我以很美的享受。有人说这说那是不对的。历史就是历史，艺术就是艺术……听到这里，我们的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后来，人民日报社在上海组织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对《曹操与杨修》这部戏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为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戏。
随后，上海京剧院创排了海派传统京剧《盘丝洞》。这出戏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很大改动，充分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但绝不媚俗，至今已经演出了700多场。剧院转而改编传奇故事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这出戏被专家称为改编整理传统题材的典范。
到1999年的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世》、2001年的《廉吏于成龙》，为了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上海京剧院坚持“不搞系列，不跟自己打架”，每一次创排新戏都是在开掘一个新类型的资源。这些剧目都已成为院里的票房大户。
过去搞创作，思想上有很多桎梏，像《盘丝洞》这样的戏，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出不来的。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多元化，如何既保留传统艺术的精华，又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这是个难题，却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作者系上海京剧院原院长、艺术总监；本报记者翟群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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