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北京青年》周刊
G=高晓松
一，这个让人凌乱的世界，“运作与搞掂”成了PR们默奉的圭臬。没有辩解，没有推诿，老老实实认罪，恭恭敬敬道歉反而挽救了高晓松因“酒驾”而陷入的舆论风暴眼。高晓松在堪破“聪明误”后，又将如何打发这六个月，180天的牢狱生活？人身失去自由，心灵飞越羁押，他在里面的所思所得是什么？且听夫子自道。
BQ:2002年，《青春无悔》再版，你在序言中写道“我知道人注定会被生活打败，我知道从37岁到43岁我会左遮右挡陷入苦战；从47岁到53岁我会平静缴械回到被人供养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看爱恨，诗酒余生。”此番系狱，似乎应验了你的预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在事故发生后，你在车内想了什么？此次撞车，对你而言似乎像是“神启”，你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何如此安之若素？你如何安排在狱中的生活？对于电影后期的烂尾，你如何补救作为导演的担当？
G:我既不是冤案，更不是革命烈士，甚至犯的罪都是低智商低技术笨罪，坐的牢也没啥特别，与万千囚徒一样乏善可陈，生活上没啥好说的，就当穿越回从前过一过父辈清贫清淡清净的日子。不说生活，说说工作和学习吧。
《大武生》后期做完了我才回的洛杉矶，没什么烂尾的问题。就是一点奉旨修改和主题歌的事。服刑犯人可以合法写信打磁卡电话，所以没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宣传，我5月9号那天回国就是准备开始宣传，结果下飞机当天就住进了这里。幸好负责宣传的杜扬多年前就是华谊兄弟的宣传总监，资历深经验够，和我又是多年挚友，也是我下部电影的制片人，她的全力以赴加上演员们的年轻和热情，更有从不爱做宣传的洪金宝大哥也破例带队征战，勉力支撑。我少年入行，二十年来交得一干好朋友，大家平时相望于江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我在各个工作领域救急善后的颇有几个，宣传上也会有大家并肩周旋。剩下的就听天命吧。希望你在杂志出版前看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能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但你看了，相信你会说。
几年前看过一个纽约犹太人写的《大英百科狂想曲》，把他读大英百科的心得写得幽默睿智，觉得很爽。再加上他说读这套书需要两年，很能修身养性，因此一直有咬牙一读的想法。只是名利场让人凌乱，日日为浮云奔波，本以为这个愿望和我一直想翻译一本小说一样，要到60岁退休才能实现。这回本打算把书运进来，没想到在看守所总共不足千本书的小小阅览室里赫然发现没开封一整套！这是否是你说的“神启”？！
《大英百科》不分类，从A到Z按头文字排序，文史哲理工医混在一起，很有新鲜感，有点像北京人说的“溜缝儿”，把各种知识和常识之间的缝隙各种弥补。我现在才看到B字头，主要是A打头的皇帝国王公爵伯爵们太多了(大英百科不收录足球明星，老贵族们却一个不落)，很占篇幅。记笔记也已用光了一根笔芯(里面只允许用笔芯)。
《大英百科》提前18年开看，翻译小说的愿望也开始涌动。咨询了好朋友冯唐，他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种柳》)，读了很喜欢，虽然是英译本(马大师用西班牙文写字)，但很能感受马大师的魔幻文风，夏日悠长，也就动手翻起来。诚惶诚恐，字斟句酌，不知不觉又一顿菜汤馒头来也。
BQ：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在监狱中获得生命的升华，比如曼德拉。在11月前的服刑期间，你有何规划或打算？在封闭的空间里，人的思维反而活跃起来，对于人生的终极问题，比如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问题，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
下个电影本来是这个夏天拍，现在泡汤了也好，剧本可以像《大武生》一样踏踏实实改几稿。
我开始写一个诗集，暂时叫《纪传体》。原因是人安静下来后，慢慢想起许多今生只见过一两面的人。有的说过话，甚至发生过什么，有的仅仅在旅路中擦肩而过，听见片言只语，目击浮光掠影。原以为这些都已沉默进人烟人海，没想到坐在木板上竟能一一浮现。于是以几行诗为他们立传。如年轻时的狐狸一路上撒尿标记以为自己还会回来，等老了蜷伏于远方某地，想一想那些不靠谱的足迹。
我现在的遗憾：一是没能看见女儿从三岁半到四岁的成长，那是人间每个父亲万金不换的幸福。二是没能看见一位位观众走出电影院的表情，那是每个立志为观众拍电影的导演的幸福。不过这个还好，还有下次。
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区区几个月Behind the bars(这个比“坐牢”好听，呵呵)恐怕不能妄谈。你说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即使不坐牢也能洞穿迷墙，我辈关一辈子坐穿牢底恐怕也只能坐井观天。我只是池中物，有天能上岸看看，已很知足。
二，也许你现在还对《那时花开》里的作为模特的人偶不时出现而不明所以，也许你没有忘记《我心飞翔》里陈道明率领地队伍攻城拔寨就像是戏台上的“三五人千军万马，七八步万水千山”。这些“表现主义手法的腾挪”显然不是拍给大众看的。一个如此文艺的导演，怎么敢去拍商业片？拐点且听高晓松的分解：
BQ：围绕你的第三部电影有两个说法，一是在博客上你曾公布自己“下一部”将讲述佛学，而现在成型的《大武生》，你曾说这源自七年前的构思。我很想知道你在2005年《我心飞翔》后，对电影的认识有何变化？
G:03年拍完《我心飞翔》，去印度待了一阵，清空自己。当时花钱请了个印度佛学教授陪着我，每天坐而论道。某天忽有感，写了个小活佛和小女孩两世交错轮回擦肩而过的故事。回来后发现宗教题材不宜拍摄，于是放弃了。
那时继续导演广告谋生，二勇(《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制片人)帮我做制片。拍完三星打印机广告，为谢他辛苦请他去巴黎。晚上在巴黎蒙马特山顶第一次给二勇讲了这个故事，在山下怎么想出这个主意已经忘了。当时叫《武舞倾城》。那时的故事还是个艺术片结构，讲的是女扮男装演男旦的女子和武生的绝望故事，几乎全是文戏。当时二勇很喜欢，每次见到我都鼓励我写，我就开始写。
06年通过面试为一家好莱坞小电影公司导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剧本是人家的，我收到导演合约后一个月就开机了，没权力改剧本，又没有终剪权，拍完交活完事，老美表示还挺满意。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第三部电影，就像我完全按照企业要求给人家写的企业歌我不认为是我的音乐作品一样。这次经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开始接触了那边的电影观念和制作流程，二是下决心在洛杉矶定居(之前因为妈妈在美国，所以一直两边跑)，从头开始，在好莱坞闯闯。
在美国很努力写了七八个故事，大部分自己写，有两个美国本土故事找美国编剧合写的，到处Pitch stories。认识了一些制片人，有大有小，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要求我讲故事的时候不许讲“我要如何如何，我怎么怎么感觉”，而要说“观众会看到什么什么，观众会怎样怎样反应”，主语从“我”变成“观众”。二是不约而同地指出我从前几部电影共同的优缺点，优点仅仅是“知道摄影机该摆在哪”，缺点是一部电影里想说得太多太急并且“畏惧高潮，耍小聪明”。
几年下来，给人做过编剧，做过东方题材电影的历史顾问，更多的是抓住每个业内老战士学习。从工会＋保险的好莱坞基础制度到制片公司立项红绿灯系统，以及剧本量化评分指标。从人物模式到故事套路，好莱坞几乎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大家讲得如出一辙。不像在纽约，人人都云山雾罩，以个性之名行实验之实，以对艺术负责之名行对金钱不负责任之实——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并且曾深以为荣。所以说到这儿，你可以说我已经被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洗了脑，我觉得有可能，但要我自己说，是在平和平等平静的西岸待久了，回首在北京文艺圈的全部成长，认识到那些顾影自怜的“艺术”其实来自于急躁放大的匮乏感，一旦匮乏感消失，那些永恒的意义在哪里呢？含泪在凄冷窗户纸上捅几个洞很容易，但如果有了玻璃窗和温暖，人们就不孤单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