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利益博弈，控烟活动在羁绊与希望中蹒跚前行
5月27日，云南昆明，一家烟草科技企业举办的周年庆典论坛。台下700多名听众悉心环绕，台上数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笑语共论生命智慧。
同一天，在这座城市一幢不起眼的居民楼里，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也正对17名媒体从业者进行有关烟草危害的宣讲。控烟人士担忧，施行近一个月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面临着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2011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已迎来第24载，可在这个烟草大省的省会城市里，街头随处可见烟草专卖店，与门可罗雀的戒烟门诊形成强烈反差。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就控烟话题联系采访当地两家烟草企业，均未得到回应。
开不出的罚单
“没有相关处罚细则，却要执行这条禁令，更别说开出罚单了。”面对采访，昆明市卫生执法监督局负责人相当无奈。
5月1日，卫生部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开始实施，“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新规定正式生效。6月1日，本刊记者在昆明的商场、饭店和理发店难觅禁烟标语踪影，熙熙攘攘的大厅里不时走过夹着香烟的男士，饭店里烟灰缸堆满烟蒂。
对此，控烟办公室主任赵白帆认为，除了部分公众吸烟行为短期内难以改变外，收效甚微还在于禁令难以落实，“《实施细则》未提违反禁烟规定的行为如何处罚”。
“控烟工作是一项多部门执行的管理工作，我们只能对相关室内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劝导经营者遵照《实施细则》，但没有对公共场所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行政处罚的措施和手段。”昆明市卫生执法监督局上述负责人说。
“重拳打棉花”
有控烟人士形容，中国的烟草控制在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以税控烟”，另一条是“烟草危害宣传”。但目前来看，种种举措仿佛“重拳打棉花”。
2009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再度联合提高卷烟税率。据测算，当年中国卷烟税价比率为52.5%，比2004年高出10个百分点。但有控烟人士认为，调整后的税率仍低于国际卷烟税率65%～70%的中位数范围。
此外，通过国内近年的实施效果来看，单纯提高税率的措施并未充分达成预期控烟目的，“反而鼓励了部分烟草企业‘多产烟、产好烟’”，一名控烟人士表示。
利用媒体攻势与吸烟者开展“心理战”也艰难重重。在控烟人士看来，烟草在中国控而不绝的根源，不仅仅是烟草背后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有“以烟送礼”、“点支烟、搭上话”的社交文化。
“全社会尚未对吸烟加重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给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影响的后果形成共识”，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杜克琳说。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戒烟门诊主治医师赖翔告诉本刊记者，3年来有一千余人前来门诊咨询、治疗，相比于全省上千万的吸烟者来说微乎其微。“部分烟民认为吸烟是生活习惯，无需求助专业力量，甚至根本不知道戒烟门诊的开设。”
在控烟人士看来，面对控烟僵局，媒体将成为最能发挥效用的一项公器。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打项目，就是鼓励媒体暗访和利用微博开展“微控烟”。
云南省医疗卫生系统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添懿说，“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希望通过更广阔的平台、更新颖的途径展开烟草控制的大众传播活动”。
宜谋划产业结构转型
尽管控烟人士一再指出烟草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公害性支出远在利税之上，但烟草行业带来的增长机遇仍深受各地欢迎。
“在烟叶种植区，一般烟草要两三年才轮种一次，其他大部分时间里，农田都是种植粮食作物的。烟水配套工程既保证了农田灌溉，又解决了农民的饮水难问题，还为烟区建设了道路。”云南产烟区的一名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地方在烟田套种马铃薯等作物，亩均增收1000元没问题，地方政府和农民从中受益匪浅。
烟草系统一位人士也表示，烟草企业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反哺农业：一是直接补贴农民，二是提高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反哺农业基础设施。
由此，不难了解为何烟草行业在反对呼声中高歌猛进。据统计，2010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045亿多元，同比增加876亿多元，增长16.95%。而据云南省烟草专卖局的新消息，截至2011年5月15日，全省烤烟移栽面积达702.2万亩，创移栽面积最多等三项新纪录。
杜克琳表示，云南是全国烟草种植、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大省，烟草税利在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例，烟草行业从业人员众多，调整烟草种植结构尚需时日。
2003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生效，承诺履约五年后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交通工具全面禁烟。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建议减少种植和生产，从根本上遏制烟草流行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影响。有控烟人士表示，中国目前控烟尚限于用利税政策和健康宣传来抑制烟草消费，改变农业种植结构还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法，但政府宜未雨绸缪，提前做好产业结构转型的准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吉哲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