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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打假模式
网友对老高的评价分为两面，有人称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人称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
但高敬德对记者强调，他自己是在“贴钱打假”，“这么多年来，我花在打假上的费用已经有20多万元，我在全国各地拿到的举报奖励只有12万多元，哪里有打假打成这样的？！”
他举了个例子，2004年他因为打“云仙牌”假药拿到上海相关部门的奖励5000元，但他为那次打假付出的成本是6万元，“如果只为了奖励，我就不举报了，我的电话费一个月都要1000多元，上次我有个在杭州打假的奖励才100多元，还不够我的电话费。”
他坦言，他目前的生计还是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打假了”。
他“相当较真”。2008年1月16日，在南京市湖北路一家药店里，为了向在场的药监局工作人员证明自己的举报是正确的，高敬德当场服下药店里出售的所谓壮阳药“鲍威尔”，不久就发生昏迷症状，被送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诱发性糖尿病。那次以身试药的结果，是药店被罚款2000元，高敬德获得2000元赔偿。
多年来，高敬德在各地的打假模式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向药监部门举报假药，要求其提供被举报假药的检验报告，而后再将药监部门告上法庭，告这些部门“行政不作为”。对各级药监部门、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的电话号码，他也是如数家珍。
与此同时，他与来自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冲突不断。2006年，在浙江省药监局，高敬德与一位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争吵，升级至身体接触，他被打伤。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而早在2007年4月6日，高敬德就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南京市药监局和秦淮区分局告上了秦淮区法院，起因是他举报秦淮区夫子庙几家药店销售假药后，“药监部门行动迟缓，态度消极，以致我的打击假药行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还受到店主的袭击”。
但也有一些地方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颇为委屈地表示，打假是有严格程序的，不是说举报人拿着药品一来举报，药监部门就立马查药封店，而这种情况，在老高的解读中，就变成了“行政不作为”。
在2008年6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曾给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鼓楼分局发过一份《司法建议书》，其中提及，“本院向贵局作出如下司法建议：一，进一步提高执法的主动性；二，进一步提高执法的效率”。
高敬德认为，这份《司法建议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没有过”。
而让高敬德最为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在南京的被打事件。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为由，住进了位于汉口路22号的南大医院，他要在南大医院里打假药。当天下午，他发现一位老太太开出的洛赛克药是假的，想把药从老太太手里买下来，但被医院工作人员察觉。这年的9月14日，在南大医院门外，高敬德被打了，他说打他的有5个人，周围有20多人围观起哄。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先后前往南京市玄武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白下医院就诊均吃了“闭门羹”，“我被打伤以后，当地所有的医院都不给我看病，我住不了院，上了医院的‘黑名单’。后来我还起诉了南大医院等三家医院，医院通过鼓楼区法院还赔偿了我5000元。”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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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扎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时至今日，打假人高敬德不得不承认，自己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虽不乏有人认为他偏执，但医药打假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学医的，我不想有第二个人深受假药之害。如果发现衣服是假的，顶多就扔掉好了。但一个假药一旦人吃了以后，会对他的一生造成危害，我想，我既然跨出了这一步，我就应该走下去。”
在世俗社会中，高敬德被认为是走上了一条“众叛亲离”的不归路。平静的岁月，一去不返。在刚开始打假的时候，是匿名举报的，但举报后一个星期，他家里的玻璃窗就被人砸碎了，卖假药的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20万元，让他收手。在他开始实名举报假药后，他家防盗门被人砸得变了形。2004年10月16日，他的妻弟被人打伤，头部缝了四针，对方撂下一句狠话，“让高敬德老实点，别再管‘云仙’的事，不然有他的好看！”此后，他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妻子多次哭着恳求他不要多管闲事，父亲也整天为他担惊受怕，2005年夏，为了不连累妻子，高敬德办了离婚手续。
由于没有孩子，现在他跟前妻也鲜有联系，加之双亲的相继离世，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漫漫打假路。他感叹：“如果我有小孩或有家室，我也可能不会走这条路。”
即便是当年丽天药业的同事，都已经与他相忘于江湖。当年一位与他相识的人事部经理在面对媒体问询时，干脆说：“我刚过来，我不认识高敬德。”听见昔日同僚如此答复，高敬德百感交集。
而现在，总有盯梢高敬德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经常在公共浴室或朋友家中借宿。居无定所———这种生活，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今年3月份，他回了趟家，把包放在门口，一转眼就被人偷走了。此后的4月20日，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他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期间，一个装满打假证明和1000元钱的文件袋也被偷走。
而最让高敬德感到无奈的是，他感觉自己仿佛一头扎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多年来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成为一个许多地方避之不及的“瘟神”。让他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打假行动经常被相关部门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均各持一套说辞，为此，他在各个部门之间被推来搡去，身心劳顿，不得不感叹：“这里面水太深，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但旋即，他又补充道，“跨出了这一步，你就回不了头了。”
他也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基层的药监部门试图每年给他一些为数不等的经济回报，条件是要他不要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打假。这个说辞，让他感觉既匪夷所思又愤慨满腔。
也有人指责高敬德买药举报的方法是“钓鱼执法”，但他反驳对方，振振有词：“我又不是执法者，我买假药举报怎么会是‘钓鱼’？”
有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现在是“名人”了，他回答：“名人不名人没关系，你首先要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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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2008年南京被打事件发生后，高敬德说，他感觉前途灰暗，也想到了放弃。
但让他唯一深感欣慰的是来自民众的支持。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这多少让人想起堂吉诃德战风车，这也使得高敬德成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同年，他还以370多万张选票，当选为2008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正是这370多万张选票，让他有了坚持与前行的信念，“这也说明，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能信任我、支持我，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又继续走下去了。”
几年以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群数量庞大却面目模糊的支持者。
开家维权网站或公司，公开账目，招募志愿者共同打假，并公布每月的假药名单———是高敬德多年来的心愿。他甚至将手机号码公诸媒体，希望民众如果买到假药，就向药监部门举报，或给他打手机，“既然走了这条路，我也不后悔，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愿意教市民识别真假药。”
如今，老高的照片被放在一些药店里，那些店主提醒他们的店员：如果见到疑似老高者，就需要提高警惕。
这位医药打假人，有时是信心满满，有时又显得很沮丧，甚至偶有感叹：“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贺莉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