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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地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共七章二十八条。其中规定：厂长对工厂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统一指挥权，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度处置权；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企业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对厂长的奖惩，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机关批准，等等。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讲话、文章、书信和电报共38篇。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会议指出，我们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一些相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1月11—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还可能要亡党亡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他还说，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 ”的方针，务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在年内有明显的好转。同时要求各级政法部门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防止右的偏差，根据新情况，改革不合理的体制、规章制度，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

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当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做好吸收外资，正确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劳务合作，把国内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工作。

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座谈会提出：沿海地区要在内外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比重；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经济贸易管理体制，为全国提供经验。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同日，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月25日，陈云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近几年，要求出国出 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不少人去而不归，这个情况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由于过去“左”的错误影响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因此要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通知》要求：在6月底以前，由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对知识分子工作认真检查一次。各级党委要切实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力争在短期内做出成绩。

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党的一大法宝。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克服关门主义、包揽一切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奋斗。

2月17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说：“五讲四美”活动是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一定要在这个活动中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使党风和干部作风有一个显著的转变。《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

2月20日至3月4日，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会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打破地区、部门之间的经济封锁，提倡各地区在产品质量、价格、花色品种等方面开展竞赛。会议指出：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临的新课题。并提出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2月25日，邓小平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消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要提倡精神文明，每个人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

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按此方案，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将由既有的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工作人员编制约为三万二千人，比当时的四万九干人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会议决定：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会议还通过决议，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政治权利。

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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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会见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指出：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坚持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这场斗争，也决不能因为进行这场斗争而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发生动摇。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根据《决定》的精神，5月31日，万里在中纪委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单位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开展起来。中纪委派出154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到年底，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16．4万多件，已结案8．6万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赃物(赃物折合成赃款)计3．2亿多元。

4月22日至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彭真受叶剑英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指出：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很不完善。在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1978年的宪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情况的需要，因此作了较大的修改。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会议还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有的52个部委再缩减为41个；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等10人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5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并公布了部分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名单。

5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发挥先进人物作用推动学赶先进活动的报告》。

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

5月6日、7日，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相继成立。薄一波分别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用经济组织替代行政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大突破。

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雷锋，义务劳动，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和提高。这些活动本身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

5月31日至6月5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赵紫阳提出了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一、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二、中日经济关系应该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从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三、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不受国际风浪的影响。

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克斯特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调查材料。刘庄大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重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二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开生产门路，冲破了单一经营的框框，经济发展很快，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

6月底,据统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左右。仅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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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体制改革问题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

7月10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加速制定一些新的法规，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彭真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要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廖承志在信中说：三年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涤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这封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邓小平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20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10年为后10年做好准备。

7月29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篡改侵华历史的问题进行研究。邓小平指出：在我们宣传报道中要发消息、登文章，批驳他们篡改侵华历史这件事以及他们的观点。在文章中，要点出这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活动，是为了将来稿扩张所做的舆论准备。我们的史学界应当写些文章，法学界包括国际法专家也要写。可根据国际法和二次大战后审判法西斯罪犯的情况，证明日本确实是侵华的，篡改侵华史是违反历史和国际法的。我们所写的文章都要针对他们所说的所谓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要及时报道、转载日本各界包括教育界发表的不赞成日本文部省以及军国主义分子篡改历史的谈话、文章。今年八·一五，《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对这段历史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陈云也在会上作题为《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党的一件大事》的重要讲话。

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讨论并通过分别给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和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声明。

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关押受审查；后来又被定罪判刑，开除党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提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四件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5年间，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报告强调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党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在这同时，要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大会通过了胡耀邦作的报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新党章的规定，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叶剑英、陈云也在大会上就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等问题发表了讲话。9月11日，李先念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同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9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军委基建工程兵。

9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赴四川访问途中，向金日成介绍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

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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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今后中央党政机关的所有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参加轮训，要求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力争在三五年内使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0月5日，中国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试验取得成功，为以后建立卫星通信网奠定了技术物质基础。

10月7日至16日，中国向预定海域用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10月14日，邓小平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同时指出，“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0月14日至26日，由乔治·马歇总书记率领的法共中央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双方经过会谈一致同意正式恢复中法两党关系。

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67年，贺龙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被诬陷“通敌”、“篡夺军权”，立案审查。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通知》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错误说法。197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中央指示对贺龙在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进行调查。1980年3月24日，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提出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据此再次发出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

同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以个体商贩为主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汉正街市场，把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湖北等13个省市区110多个企业的生产和武汉周围农村、湖北省邻省农村的广大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三类日用工业品下乡的流通渠道。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因经济花色品种多、进货渠道多、商品适销对路、价格灵活而吸引了大量顾客，在全国影响较大。

10月20日至11月10日，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决定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做法，放宽政策，改革商业体制，打开商业工作的新局面。

10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外宾时指出：中印双方只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同时指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书记会议召开。会议的前一段讨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后一段讨论农村经济工作。此前胡耀邦提出要求，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座谈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

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研究解决五个问题：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寻找和创造出一套适合工业企业特点的，既能保证国家统一领导，又能发挥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11月10日至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乔石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出席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大会表彰了在民族团结方面有突出表现的183个先进集体和322名先进个人，并通过了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的十条倡议。大会决定把每年5月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在这个月里，集中力量开展贯彻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活动，检查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公约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民族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做到人人都有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团结，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好事。

11月12日至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批准关于长江南通港、张家港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等项决定；决定任命吴学谦为外交部长、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免去黄华的外交部长、耿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

11月20日，新华社报道：天津市冲破繁琐制度的束缚，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建成集体商业网点594个，安置待业青年5000多人，受到群众称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并作出批示，要求在一切部门推广这种工作作风。

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扩大了，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彭真所作的宪法修改草案报告；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批准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项法律；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项决议。新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全面的修改，规定和阐明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机构、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等。其中关于国家机构，新宪法作了以下新的规定：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原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除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并且增设一些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第三，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四，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增设审计机关。第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第六，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第七，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陈云在座谈中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肯定了试办特区3年来的成绩。《纪要》提出：当前需要赋予特区更多的自主权；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须由国务院审批；特区的建设发展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外资，根据发展、需要，可有步骤有选择地批准外资银行到特区开业；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实行优惠待遇；要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开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

12月11日，胡耀邦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发表题为《1983年的工作》的讲话。讲话指出，1983年是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又是实施新宪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奋斗的头一年。我们的工作计划，要抓住重心，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成绩：(一)完成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并开始整党，力求使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情况进一步好转；(二)力争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不低于今年，并切实做好为1984年和今后若干年的继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准备。

12月20日至3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出新一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12月31日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等6人当选为书记处书记。

12月20日至翌年1月17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先后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加蓬、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中国总理第二次访问非洲。1983年1月13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赵紫阳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924．7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1．5％、5．6％和13．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30．4亿元，比上年增长28．0％，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5．53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全国财政收入1212．33亿元，比上年增长3．1％；财政支出1229．98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9％。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41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8％，其中，出口223．2亿美元，进口192．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和下降14．2％。实际利用外资8．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98元，指数为113．4。工农业生产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国家财政、信贷状况继续好转，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能源供应不足，交通运输比较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