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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大师》
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90 年，96 岁的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去世，旧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以国学研究为标志的学术时代也宣告终结。
哲人其萎，风范犹存，灵归道山的钱穆留给了后人诸多的启迪。钱穆少年失恃，17 岁即辍学在家，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先在家乡无锡教小学，再到厦门教中学，后转苏州教师范。教课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经、史、子、集，旁涉考据、训诂，按他自己的说法，这18 载春秋，“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即便是吃饭、如厕之时，仍捧书如常。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将双足浸入水桶里，刻苦诵读。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现代哲学大家熊十力有三位高足：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皆以新儒家名。唐君毅说，钱穆是凭借早年“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方成就了后来的史学贡献，这确是知人之论。试想一下，他既无大学文凭，又无留洋经历，而以一乡村老师的身分最终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除了这份苦学的韧劲之外，还凭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1933 年秋天开始，北大聘钱穆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后来，北师大亦慕名请钱穆讲中国通史课。在此之前，学校先后请了两位老师来开这门课，但上课伊始，学生即发问：中国封建社会是秦之前就结束了还是秦之后，抑或是秦之前后一体不变？老师所答，学生不满，课堂遂一哄而散。钱穆来后，条分缕析，立言充分，学生极佩服，再无闹课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抗战初期，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学校迁址昆明，他却在近旁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其余时间均在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即在此时完成。此举非有耐得住大寂寞者所不能忍受。陈寅恪到此游览，见空寂如此，亦慨然叹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他被胡适聘任到北大后，胡适对他是优礼有加的，胡适私藏的《求仁录》是国内“孤本”，极为珍视，但他毫不吝惜地借给钱穆阅看，作研究之用。胡适对学生说，治先秦诸子，可向宾四（钱穆字）先生请教，可见对其推重之隆。然而在学术观点上，胡适与钱穆是各持所见，毫不相让的。三十年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出来后，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而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老子是春秋早期人，两人为此争论不休。一次，两人相遇于教授会，钱穆说，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胡先生，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让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都不要了。两人大笑不止。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一天，胡适找到钱穆，告诉他说，商务印书馆来函，想请我主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本。胡适考虑到钱穆曾在中学教国文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因而希望两人合作，共成此编。钱穆对胡适说，我们两人在中国文学上的意见大相径庭，倘使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让国人对比读之，或许有差。倘使两人合编，这事不易办到，国人也看不到其中各人的意见，不编为好。此事遂作罢。关于“新文化运动”，钱穆更不以为然，他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1983 年，89岁的钱穆在为其《中国文学论丛》所作的再序中，仍然充满意气地说：“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言语中表达的还是自己几十年前的坚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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