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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区建好后，人们却依然坚守在老城区。——本报记者 严友良 摄 |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宁夏海原
2011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临近年关。相隔60公里的宁夏中卫海原县的新老县城，却是天壤之别。
这边，老县城海城镇，几天前的一场降雪让原本就残破的道路泥泞不堪，但南北大街上仍旧人头攒动。金城商厦、民乐商厦、武汉商贸城—海原三大商场里购买年货的人进进出出，临街的小贩则高声叫卖炮竹、糖果、鲜鱼等，而在不远处的海喇都广场上，一些打扮时尚的青年男女围在一起嬉笑弹唱……
那边，凤凰山下的新县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宽敞的马路上举目无人，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亮丽气派的行政中心和40多栋县属机关办公楼也是空空荡荡，了无“生”气。
不少当地人称新县城为“鬼城”。记者调查得知，为了建设新县城，海原县政府曾在新城所在地黑城镇（后改名为三河镇）大规模征地拆迁，一度引发当地不少农民上访抗议；而在2009年6月10日至15日，老县城又有上万名群众集体抗议政府搬迁。迫于老县城群众的抗议，目前海原县政府中止了搬迁，2011年初又折中提出“一县两城，拉动发展”。
伴随着新春佳节的到来，喜庆气氛渐浓。可是，老城人仍旧担心“政府最终还是要搬迁”。而新城的一些居民也困惑，“如果政府不搬迁了干嘛当初要那样折腾？那么好的地怎么就换成了一座空城？”
贫困县的华丽搬迁
连绵不绝的山峦上几乎是寸草不生，西北风不时卷起阵阵黄尘。
海原是个典型的贫困县。这个地处宁夏南部的小城，位于宁夏西海固地区（主要指宁夏南部山区，包括固原、隆德、西吉、海原、泾源县等），是中国西北部最干旱、贫穷的黄土高坡，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人类不能生存之地”。
不仅如此，自然灾害还曾降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1920年，震惊世界的“环球大震”就发生在此地，共有20多万人在这场8.5级的大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如今的海原是在90年前的那场灾难之后重建起来的。全县人口约为45.5万，其中县城有居民5万人左右。这里基本上没有工业，农业是“靠天吃饭”，只能种些玉米、土豆、西瓜等。据官方数据，2010年海原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952万元，而上级补助收入则为1.5亿元。
可这样一个“财政收入只够全县一个季度支出的，余下的要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税务干部如此说）的贫困县却来了个“花几十个亿建新县城”的大手笔。
这得从2002年说起。那一年的3月23日，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建国来到宁夏的第二天，即前往“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调研。在发现海原县是西海固最“苦”的地方之后，陈建国深情地说：“老百姓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睡不着。”当地媒体指出，那一刻起，海原县城搬迁的想法开始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心头生长。
政策方面十分顺利。2007年，海原县申请政府驻地搬迁至距离原老县城60公里的黑城镇。2008年，宁夏自治区政府同意该申请，报批国家民政部。当年6月，民政部做出批复，“同意海原县人民政府从海城镇迁至黑城镇，搬迁费由你区自行解决。”
对于搬迁的缘由，海原县委书记李学文列举了四点：一是海原县城处于地震断裂带上；二是老县城水资源严重匮乏，县城水源地—南华山已经不能再满足发展的需要；三是老县城位置偏离主要交通线，既不沿边，也不靠河，又不沿路，是典型的“三不靠”地区；四是由于交通不畅，投资环境不佳，很少有客商愿意到海原投资建厂办企业，“没有工业已经成为制约海原经济发展的‘痼疾’”。
最终选择新址黑城镇，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多次提到其经过“深思熟虑”：“这里属于扬黄灌区，有十几万亩水浇地，交通便利，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识海原新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月30日下午，当时代周报记者站在黑城镇的海原新区时，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县政府的多栋联体楼。这座大楼位于新城地势最高处，向下排开的则是40栋左右的县属机关办公楼和政府大楼旁边的别墅区。
2008年开建的新城共分为四个区域，行政中心、工业园、商贸中心和安置中心。按照规划，新县城控制区总面积为30.6平方公里，其中近期16平方公里，远期14.6平方公里，总投资约为32.9亿元。
截止到目前，整个新城区已经完成投资达20亿元，市政道路、供排水、供热、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也基本完成。资金方面，县政府大楼系由宁夏自治区拨款7000万元建设，而40多栋县属机关办公楼的单价在400万元左右，主要由各个机关自筹，依靠申请国家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或上级拨款等。
上述一位不愿具名的县税务部门官员告诉记者，2009年5月底新区粗具规模的时候，海原县政府还真曾短暂搬迁到这里一段时间，但由于老城居民的反对和抗议，不得不很快搬回老县城原地办公。
新区人的切肤之痛
如果说老城人更多的是害怕，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暂时缓解了这种恐惧，那么，对于60公里之外的新县城规划区的居民来说，更多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痛。
2008年上半年，为了建新县城，黑城镇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数据显示，这一次，共征地2.7万亩。其中大部分农田属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当地黄河浇灌区的优质田地。作为补偿，政府对1亩水地补1万元，1亩旱地补4000元—而据一些媒体透露，这些土地成为工业园区用地后，每亩价格高达4万元甚至是7万元。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记得当时征地的情景，这其中就包括苋麻村李小柱的女儿李芳。
小女孩当时4岁，正在上幼儿园，她当时还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用铲车将成片的葵花田和玉米地夷为平地。“葵花正长苞呢，为什么要铲了？”李小柱告诉记者那几天小芳子一直在念叨，而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回忆道，“当时，我只想一个问题，没有地了，我们一家三口明年吃什么？”
除了大面积征地外，新县城的建设还需要拆迁1000多户村民的房子和商铺，并要求被拆迁户到安置中心重建房子。
1月31日，当记者问起在新县城自家红瓦白墙新居前的海大爷时，一开始有点拘谨的老大爷告诉记者，关于拆迁补偿，他们很多人认为一开始县里给的标准太低了。“我们在安置中心买一块宅基地就要1万多元，再加上盖房子至少得9万多元。可是，他们给的征地钱和拆迁费加起来就只有9万元，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海大爷还透露，因为拆迁费的问题，他们村还有不少人准备集体上访，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听政府的”。而且“还得自己扒，因为这样可以得到1500元的奖金”。说到这些，爬满褶子的海大爷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笑意。
尽管之前和家人一起在羊圈里挤了一段时间，但相比之下，已经搬进安置中心新房子的海大爷还是幸运的。这一天，记者就见到荒地里有不少用破被子和塑料纸盖住屋顶的“房子”（姑且称之）里面住着一些农民。“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拿到全部的拆迁补偿款。”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据黑城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政府原本共要支付2亿元的拆迁补偿款，但到目前为止仍拖欠农民4000多万元。上述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为了补偿问题，新城的商贸区还上演过100多位商铺个体户集体上访的事件。
原来，在建新城之前，黑城镇有个旧农贸市场，其中有100多个商铺。海原县政府对商铺进行了拆迁，由开发商建设新农贸市场。一开始政府承诺，被拆迁户买新商铺每平方米可优惠600元。可新市场建成后，被拆迁户们发现开发商用“砖混结构”代替了此前承诺的“框架结构”，建筑质量也不合格。最终，这些感觉上当了的个体户们愤而开始上访。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困难，新区中有不少人还是期盼县政府早日搬来。
“2009年上半年，综合办公大楼以及财政局、税务局、法院、第一高中等单位的办公楼就建好了，但至今政府没有进驻新区办公，仅仅是为了开发商方便办事，派遣了一两个人到此办公。工业园的建设也不乐观。我真怕时间一长，我的投资打水漂了。” 海原新区附近的黑城镇餐饮老板马占元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马在黑城镇有一个餐馆，并在海原新区投资几百万建了一家宾馆，“就等着县政府早日搬来”。但如今，看着新城空空荡荡的景象，马占元有点后怕。
“一年多了这里还是一座空城。政府不搬过来，搞建设又把我们的水渠毁了，不能放水了，地现在也荒了。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李小柱不断追问。
老城人的担惊受怕
提起2009年5月29日县政府的短暂搬迁，当地一家招待所的老板马军记忆犹新：“那一天，我刚起床就听见有人在大街中间讲县政府大楼的国徽和国旗不见了，他们说政府在前天夜里偷偷跑到黑城子那边去了。”
“2007年的时候，这边就有县政府要搬迁的传言了。只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马军告诉记者这一切早有征兆，“2008年，又不断有人从黑城子那边传来政府征地建设新的政府大楼的消息。”
马军说，一开始他并不关心政府搬迁与否。但是，一些事情的发生令他不得不重视起来。第一件事是，2008年上半年有大量的公务员转手自己的商铺和房产，一些有钱人开始谋划在省会城市银川买房子。他自己就亲眼见到一位官员在搬迁批复下来之前将自己的商铺以13万元的价格转手，而一个月之后周边同样的店面只能卖六七万元。第二件事是建材市场几乎没有生意了。他身边一些做建材生意的朋友告诉他，自从得到搬迁的准确消息之后，“一个月下来接不到一单生意”。
“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个事情，大家特别担心老城会被遗弃。”言及此处，马军加快了语速。“因为，政府搬走了，我们就很难吸引到外来的投资和买卖了，我的招待所就没有人住了，我的房子不值钱了，我的生活着落就成问题了。”
在海城镇政府东街开有一家手工刺绣坊的黑磊同样担心政府从老城搬走。黑磊的“回绣阁”，主要的业务是定做、加工和代销各种民族特色的刺绣产品。
1981年出生的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开一家大型残疾人刺绣工厂，这样做“既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理想，又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为了筹集到资金，他参加了青海卫视一档电视节目，而为了学习技术，他需要政府帮助联系去北京学习的机会。
“如果县政府搬了，我的这个想法实现起来要比现在困难得多。不仅招收工人会变难，去外面学习的机会也会少很多，至少要多费一些周折。”黑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县政府搬迁会对老城教育和治安产生“重大”的影响。黑磊一边扳着指头，一边说：“县政府走了，老城一些好的老师肯定留不住了，因为人人都想往‘高处走’，这边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下降，社会治安也会令人担忧。”
同样感到惶恐的还有一些饭馆和店铺的老板们。当地一个清真餐馆的老板就告诉记者，他每天的营业额为3800元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公款消费。“他们公家人是这里消费的主力，如果这些人走了，老城的生意怎么做得下去？”
“恐慌”笼罩了整个老城，很快人们爆发了。2009年6月10日至15日，1万多人在县政府大楼前聚集，人们喊着“强烈反对搬迁海原”、“我们要生存”等口号，直接抗议政府搬迁。
而对于政府提出的地质结构、水资源、交通和发展等四条搬迁理由，这些抗议的居民还来了个逐项反驳。
对于地震危险，居民们认为，60公里之外的黑城镇同样位于地震带，而且如果新城安全，政府更不应该把几万居民留在危险的地震带，却“自己跑了”。关于交通不便，居民们认为，现在已有柏油公路连接海原老城，也有了去银川的高速公路，车程也仅需40分钟。关于老城缺水的说法，他们则认为，新建的水源南坪水库，也并非黑城镇当地的水源，完全可以直接供应老城。
一连5天，上万人聚集，惊动了宁夏自治区。对此，自治区高层迅速表态，“海原新区什么时候搬家，待大多数干部群众同意后再定。”还指出，“海原县政府在确定一县两城的问题上，工作跟不上，宣传不到位，向群众解释不够。”
在老城的居民当中，记者碰到了一些支持县城搬迁的普通居民，但他们还是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异议，特别是政府忽视了当时新城和老县城房子价格的差距。据上述税务部门的官员讲，当时新城的房价接近老城的两倍，“不要说是老百姓了，就是需要在新城工作的公家人也买不起新城的房子。整体搬迁难以实现，如此一来很容易给人‘政府自己跑了’的感觉。”
“逃税被拘”及其他
搬还是不搬？如今，老城和新城的居民们都没底。
“几十亿的投资，政府显然不希望打了水漂。”老城汽车站旁一位揽生意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一件离奇的案子，更增添了人们的疑惑。这就是海原县教育局职工（事业编制）马忠琦疑因批评县政府机关搬迁，被以涉嫌逃税罪刑拘、起诉。
马忠琦曾任中学教师、小学校长，亦是老县城牌路山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6·10事件”之后，马忠琦以“马路山”的网名连续在博客上发表20多篇文章，对政府搬迁一事发表看法。其中，不少文章对海原县政府乃至宁夏自治区的决策提出了批评。
2月15日，马忠琦的儿子马晓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整个事情的经过。
“去年9月11日，海原县税务稽查局的人在国保大队人员陪同下，送达税务查处结果告知书，称检查该加油站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发票使用情况发现，有阴阳发票103份，涉嫌偷税金额约9万元，令我们15日之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罚金等，总计12万元。2010年9月12日，我和家人一起积极补缴税款，而税务局竟然在拒绝多次之后才愿意接受补缴。”
马晓龙记得，当时他看到来的人当中不仅有税务稽查局还有国保大队的人，担心政府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查税，而是为了“治人”，于是建议父亲到“外面去躲躲”。
“去年9月15日，父亲带着妈妈前往新疆亲戚家。一开始，他还不愿意走，认为只要补缴了税款应该没事了。”马晓龙告诉记者，9月11日之前，他就得到风声，有税务稽查的人和国保大队的人在中国农业银行和一些有生意上来往的单位调查税款的事情。
“最初，家里积极托关系疏通，但反馈回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所以，我提议他到新疆去。一直到我们补缴税款并领取了相关票据之后，父亲才从新疆返家，可去年10月12日就在途中父亲还是被警方拘捕。”马晓龙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捕后的行程：10月12日新疆哈密，10月18日宁夏中卫市。
尽管海原县公安局副局长罗廷朝指出，追究马忠琦刑责与其博客上批评县政府搬迁的内容无关，否认其是因言论得罪了当地的官员。
但在2月18日的庭审现场，马忠琦的代理律师周泽则认为，此案系当地政府“因言治罪”。
“因为按照规定他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应不予追究刑责，而马忠琦之所以‘被控逃税犯罪’主要是因为他以‘马路山’的名义发表的几十篇博文矛头直指地方领导，质疑海原搬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得罪了地方领导，以致被以‘查处逃税’之名进行打击报复。”在经历了这场他“为只有一个罪名的被告辩护的案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的庭审之后，周泽律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月18日的庭审历时12个小时，但没有当庭宣判。而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则是马晓龙30年来第一个没有和父亲一起过的春节，“因为他尚被羁押，而检察院拒绝‘取保候审’。”
“政府搬迁”已经成为政府、老县城居民和新区人都不敢触碰的“话题”。
1月31日傍晚时分，从黑城子开往银川的大巴飞驰过高速路旁“一县两城，拉动经济”的巨幅标语。车外荒地上那些用砖头垒起、用破褥子和塑料纸盖住屋顶的棚子渐行渐远；车内不少人向记者打听，“你知道确切的消息吗？县政府到底搬还是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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