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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的大量出现，是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的一个具体表现。”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豫川认为，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协调的背景下，“人往高处走”必然导致“空心村”的存在，“只要二元结构不破除，这种趋势仍将不可阻挡”。
在他看来，空心村的出现，对于农民个体而言，未必意味着倒退。但从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看，该问题亟待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3次农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达到两位数的黄金时期。
1978年~1984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带动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7.3％（不含物价因素，下同——记者注），农村面貌迅速改变；1985年~1988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收入年均增长10.1％；1992年~1996年，市场经济路线的确立，再度高速拉动农民收入增长，达到令人兴奋的22.4％。
但是，1997年后，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递减，新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出现两位数的增长。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3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差距鸿沟一步步拉大，让农业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
在段豫川看来，从根本上破解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途径依然没能找到，农民增收无门，“空心村”现象为此给出了一个注脚。
解决农民就业增收问题，一个视角是跳出“三农”看“三农”，推进城镇化和农民的非农化，推动农业劳动力战略转移，让非农收入成为农民的新财源。
另一个视角，则是“就农言农”。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此勾勒出了“路线图”：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3个具体而明确的部署，是解决农村突出矛盾的金钥匙。”段豫川说。
“空心村”问题显示，农民不愿意务农，“本来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一道生活保障，但他们却不愿意在土地上做文章，这是个必须关注的信号，应该给出具体有效的办法，不能让种粮的人吃亏。”段豫川说。
“改变农业弱势产业地位是解决空心村的治本之道。”他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多予”是有效抓手之一。要切实落实“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等政策。
在段豫川看来，“空心村”问题应放在更大的视野——城乡统筹之内解决。
“关注民生，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均等，这不是钱的问题，在于国家意志。”他说，目前，国家的政策框架已经非常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发展农业和招商引资都是重要的中心工作，但有的地方政府可能厚此薄彼。”“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不是吹糠见米的产业。”他说，地方政府应该以对历史负责、对大局负责的精神，扎实推进。
段豫川认为，要让农业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就必须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投资。“农村公共投资不足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也是促使空心村出现的原因。”要通过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措施达到振兴产业和增加就业的目标，着力解决“空心村”行路难等具体问题，确保空心村“土著”的生活安定和福利提高，并整理村落，培育适度规模的农村集镇等。
他说，要认真调查研究农民到底最想什么、最怕什么、最缺什么、最盼什么、最愁什么，切实让农村得到和城市相差不大的发展机会。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在他看来，破解包括“空心村”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加快发展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农村公共事业体系是最关键的举措。
长远地看，推进城镇化，让农村人口进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段豫川认为，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让土地撂荒，土地流转是重要抓手。
但基于中国农村的具体实际，要真正实现少数人耕种较大规模的土地，实现规模效应，将是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能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土地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要实现大量流转，前提是他们基本摆脱对土地的依赖，仅仅依靠自己的劳动技能就足以谋生，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记者
田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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