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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那位曾经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引出毛泽东发表了“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那段名言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1950年春，连续上书毛泽东，洋洋万言，直揭时政弊端，用词之尖锐、意见之直率，不在其他后来人之下，然而却“奇迹”般地被毛泽东接纳了。
黄炎培直陈己见
新中国成立，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49年底，在中央领导下，全国物价趋于稳定，财政逐渐好转。在此基础上，1950年春开始，将过去在根据地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体制转变为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也高度评价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然而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薄一波老人回忆当时的形势时说：“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据薄老回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批发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下降了83％，棉纱下降了近一半。全市工厂倒闭一千多家，商店停业两千多家。3月份与1月份相比，大商号减少了一半，小商号减少了90％。上海市长陈毅紧急报告说，“上海人心浮动”。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反映形势严峻的信息。4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结束与苏联的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回到北京后不久，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黄炎培等30多人聚宴。之后数日，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月17日完成3000余言，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四人。
黄炎培在信中说，4月12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黄炎培列举了他收到的3封信，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黄引原信：“上海一般情况连劳动阶级和学生情绪都不比以前了，为的是生计，以前电影放到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黄还提出了五项措施。
毛泽东高度重视
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
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到他的办公桌上。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差不多。虽然黄信上充斥的“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到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心动摇”等语句。对于毛泽东来说，似乎未必是很入耳的，但善于从大处着眼、擅长“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年代里，是不会太计较这些的。黄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长谈两个半小时，黄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毛、黄两人在毛的书房里促膝相谈，商讨黄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临别，毛再嘱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为政之道尽于此”
回到住处，黄极为兴奋，虽然已是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的态度鼓舞并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黄又拿起笔给毛、周、陈、薄写信，写了三天，4月29日方搁笔，共7000余字，急呈毛泽东。
第二封信说的几乎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商、私营经济、农业、农村手工业、赈灾等等。黄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在建国之初，与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理念与经济主张不甚吻合、不甚合拍，这从以后几年里陆续发生的毛泽东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中得以证实。更不用说，1959年批彭德怀，以及后来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越走越远。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黄满意，也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并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建国之初、在毛与黄之间是做到了。以至于黄对毛愈来愈崇拜起来，在1957年4月，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之后，黄炎培就写信给毛泽东，劝他要续任国家主席。他进言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乃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在中共高级统战对象中，黄炎培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只可惜，在后来的岁月中，黄的发言权逐渐减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越来越被边缘化。（黄方毅 《党的生活》）
1951年7月，刘少奇同黄炎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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