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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县一位官员反映，他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200个，平均每个工作日开一个会。县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活动更多，绝不会少于1000个，再加上平时迎来送往、接待应酬，他们身心俱累疲于应付。（6月8日《半月谈》）
除掉法定节假日和周末双休日，每年有效工作日不过245天，一年要参加上千个会议，应了那句经典广告语——“我不在会场，就在去会场的路上”。
一个县有上百个部门和科级企事业单位，每个部门每年照例有年初工作部署会、半年总结会、年终表彰会、重点工作推进会，再加上各个系统的上级会议都要求下级学习传达并汇报，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作皆离不开协调会、督导会、现场会、调度会。于是，官员们成了频频出入不同会场的走马灯。
一年千场会，领导可真累。很多时候，领导级别决定着会议规格，影响新闻报道规格，所以，办会成了部门、单位间的活动能量PK。对领导而言，坐上主席台就得作“重要讲话”，作“重要指示”，所以他们必须成为万能的通才，力所不逮之处，只能依赖秘书班子东拼西抄，所以有了会场讲话一大抄的奇观。更为尴尬的是，有些官员一天要参加十几个会，苦于分身无术，只得找人来替，由此演绎出一个灰色段子：武戏有“武替”，裸戏有“裸替”，会场里面有“会替”。
泛滥的会议令官员们深感体倦神疲，难有精力和时间抓大事、议大事、谋大事，受到最大拖累的却是一方百姓。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加剧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蔓延，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会议本身成本不菲——既有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又有动辄数百上千人放下手头工作专事开会的权力责任成本，很多稍纵即逝的重要发展良机，就在唾沫星子飞溅的会议中白白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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