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综合性国家图鉴社)

大师身后的人文传承之惑
——几代文史学人谈季、任二老留给后人的遗产

7月12日，公众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纪念大厅吊唁季羡林先生。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新华网上海７月１２日电（记者许晓青）１１日，季羡林、任继愈二老同日驾鹤西去，震动中国文史学界。哀痛之余，几代文史学人深思大师留给后人的一些“问号”——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又比如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年过七旬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分析：“两位大师走过的路，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们几乎见证了中国整个２０世纪的学术发展，季先生更是一位与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对二老治学经历、研究成果的及时梳理，将有助启迪后人。”

回顾季、任二老的治学育人历程，可谓硕果丰厚。季羡林先生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任继愈先生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

学术界将季、任两位先生视为衔接传统人文教学内容与现代教学方式的“特殊桥梁”。与此同时，两位老人身后还留下了一些学术观点和问题，供后辈再探讨，比如对国学前途和命运的预测等。

如何继承大师的遗产？有人担忧，人文学科的精髓是否将出现“人亡艺绝”的局面。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曾撰文指出，社会上出现过的“季羡林热”，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阶段学术界人文精神的一种“苍白无力”。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叶，而立之年的钱文忠就参与了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复旦大学的授课，传授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最初几届“文基班”学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为活跃在中外学术领域的年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