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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为了“惩恶扬善”，就可以“生死不必问”,可以“恩怨一招了”。这是金庸笔下古代大侠的江湖规矩。以兰州老汉怒砸闯红灯汽车引起网友欢呼为头，近来接二连三爆发的几起事件让我们恍若又回到了“江湖”——
一女教师向学校保安反映，自己在校外树林受到性骚扰。两保安便在那片树林里找到一男子，将其右腿当场打断。后经调查，伤者是被误打了（7月12日中新社）。一男子被5个人在闹市街头当众围殴致死，其中一打人者声称此人迷奸了她的女儿（7月12日广东卫视）。合肥一男子怀疑前女友受霍某欺辱，杀死霍某及其妻女、在霍家做客的男孩共4人（7月12日中新网）。一男子听女友说曾遭人强奸，将“嫌疑人”骗至广州砍死（7月12日《新快报》）。
他们可能振振有辞：自己是为了正义而“打人”、“杀人”。因为理直气壮，所以“误”打他人的两保安在事发十天后既不赔偿也不道歉，政法大学弑师案的嫌犯付成励在法庭上仍然声称“如果能出去，碰到此类事情还会这么做”（7月7日新华网）。这些言行，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出自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某口中的“不后悔”。
在现代法治社会，我们还能靠江湖儿女的“侠客行”来实现正义吗？
文明之异于野蛮在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又带来了社会分工。现代文明社会对社会分工更是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如当医生必须是医学专业毕业、当律师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只有法官才能审案，等等。换言之，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资质要求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假设我们不遵守这些规矩，以符水来看病，开“批斗会”代替审案，靠私刑来复仇，就意味着文明程度向野蛮社会的退化。
法治之别于人治在于法律的确立。法律应该是普遍适用于社会成员的带强制性的规则。如果现代公民都以“侠客”自居，撇开司法机关去“惩恶扬善”，我们就重回江湖时代了。
江湖时代真的能快意恩仇吗？不妨以《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为例，胡范苗田四家，仇杀延续了几代人，无法了断，最终胡斐面对“杀父”的直接仇人苗人凤，那一刀到底有没劈下去，连金庸都不知道怎么写了，留了一个糊涂的结局——清楚的是，江湖时代的恩怨，常常是祸及无辜、死伤无数、绵延几代人也无法了断。胡一刀“杀奸恶之徒只一刀”确实很快意，但那只是在江湖时代，而在法治时代，那一刀就是一把伪正义的刀。（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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