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任继愈,一日两星陨落,令人甚为唏嘘。尽管季老生前极力请辞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并称自在之身方有
“皆大欢喜”,奈何驾鹤西去之日,众生还是违其先意,“大师”之冠顶顶奉上——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格外缅怀大师,倒也不足奇怪。
放眼看去,国内堪称“大师”者已然寥寥。巴金走了,张岱年走了,费孝通走了,启功走了,季羡林、任继愈也走了,每走一个,我们都会感伤不已,慨叹万分。如是者三,也不得不反求诸己:我们为何需要大师?没有“大师”的日子又该怎样去过?
媒体罗列季老14项学术贡献,老实说,包括古人类语言在内的很多学问只属于季羡林,普通人能感兴趣者不过一二;也有人感慨,为何传名后世的学术成就多创于70岁之前,但季羡林这个名字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广为人知?结论似乎有些残酷:并不只是季羡林这个人成全了季羡林,而是他生命最后20年所遭遇到的这个尊崇文化与大师的时代成全了季羡林。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但需要大师做什么?只是安放我们虚空的内心?只是感慨于一个大变革时代要有一批大师来支撑思想大厦?当然不是。然而,恕我直言,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开口闭口谈论大师,不过是一种鹦鹉学舌而已,媒体说某某人是大师,教科书说某某人是大师,我们就跟着聒噪乱喊,却并不等于我们真切地知道大师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学问,彰显了怎样的境界——我们并没有鉴识大师的能力,也没有从大师身上汲取营养的耐心,此时的大师更像一个被把玩的流行符号。扪心自问,当我们一遍遍称“季大师”的时候,我们是否了解他的学问、理解“即便烧成灰也是爱国”的情怀、体悟“真话能走多远”的灵魂拷问?
在一个患上
“大师饥渴症”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却是太多扭曲的“大师文化”。写了几本流行大散文的作家余秋雨,先是被冠名为“余大师”,然后成为凡能写字的人便热衷炮轰的靶子;说不清年龄的文怀沙被文化江湖冠以“五百年来一奇才”的楚辞大师,一旦遭遇“扫堂腿”,昔日吹喇叭抬轿子的旋即成为扒裤者;经济学家成为显学下的宠儿,夸夸其谈这个那个就是明天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到头来却被指责“合格者不过五个”;高校里博导硕导一课堂一操场,但一部《所谓教授》却写尽丑态,剽窃案连发辱尽斯文……在一个找不到真大师的时代里,大家拼命地“包装”大师,“消费”大师,媒体上顶着“大师”称号的多如天上星,但扒拉来扒拉去,却发现充其量是些懂市场会赚钱的“大腕”,离大师远矣。
置身于如此喧嚣当中,我们焉能奢望依靠一两个“大师”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为我们高举起精神的旗帜?“大师”的确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峰,但他的立于潮头,身后需要一个人群、一片土壤。天才、机缘、技巧和勤奋四者单列,似乎不难寻找,但四者完美结合从而成就真正大师者,却可遇而不可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师是因对大师身份的焦虑追求而成名,同样的道理,未来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渴求”大师而批量生产。忧虑者所能做的,只是约束教育界的急功近利、涤荡学术界的浮躁风气、唤醒思想界的独立人格……让每一个潜在的季羡林向前走!
没有大师的日子也是日子,我们仍然要如常去过。怎样如常?持续坐在电视机前看泡沫?继续容忍家中没有写字台?延续上网点击“性趣”的传统?坚决让下一代把课本背穿?是的,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成为大师,但我们得能看到大师成长的“苗头”,当一个活生生的大师站在面前时,我们得有学识与修养,去认识大师的存在。佛语有云,唯佛与佛相知,通俗转译,就是唯有大师才能辨别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大师的日子里,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大师”,以季羡林们的“内心之镜”来照亮前方。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诚祈望:真正的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寂寞而顽强地成长,他注定将与这个匆忙的时代擦肩而过,却将在尚未到来的时代里绽放。（毕诗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