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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汉简保护：“简牍大省”尴尬以对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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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德芳说，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书写的工具，而是生活用品。何双全在悬泉遗址中发现了530多张麻纸，有字的仅13张(质量好的)，粗糙一些的要么当纸巾用，要么包药、包食物等。
“从商朝到公元纪元后300年，简牍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有长达2000年的历史。”张德芳认为，大量汉晋简牍在甘肃的发现，与敦煌遗书和安阳甲骨的发现一样，成了震动世界的事件，甘肃成了“汉简大省”，也成了思想文化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简牍学也和敦煌学、甲骨学一样成为当今的世界显学。
简牍是我国战国至魏晋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汉简70多批次，而甘肃就出土30多批次，占了一半多。除了汉简外，甘肃还有天水放马滩的秦简，以及河西一些地方出土的魏晋十六国简和唐、宋吐蕃简；除汉文简外，还有去卢文简、吐蕃藏文简等。各个时代、各种文字尤其是6万多汉简的发现，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甘肃独有的文化资源。
甘肃汉简涉及的学科门类是多方面的，其学术上的价值也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丝路贸易、文字书法、科学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而关于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的古籍，则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汉简文字书法的再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从小篆到隶变的演变过程以及行、草、楷各种书体的产生和流变，同时还是今人研习书法艺术的实物范本。
由于甘肃汉简的发现而兴起的中国简牍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已构成了严密科学的知识体系；国内一批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英、法、日、德等许多国家的汉学大师终身以甘肃汉简为研究对象；全国很多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研究单位和文博部门都先后设立了简牍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高校把中国简牍学作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必修课，有些还建立了中国简牍学的硕士点、博士点，为简牍研究培养人才。
简牍学家、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认为，汉简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前解读古代的常识性错误。这些年因为有病，他的不少研究内容都搁置了，最近正在准备重新拾起研究工作。
初世宾所说的常识性认识错误，最基本的例子即“烽火制度”。中国古代烽火制度起源很早，西周时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与我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由于以前文献记载的阙疑，各家观点不一，1974年，居延破城子《塞上烽火品约》和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汉代的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初世宾说，以前人们把“烽火”看做一个事物，更理解为战争，但通过汉简研究专家们发现，其实“烽”和“火”是分开的，“烽”不是火，狭义地讲只是个信号，广义上则是白天各种信号的泛称。白天从远处看火并不清楚，只能用烟，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代表不同的内容。而“火”是晚上看的，“火”又称为“燧”，“烽燧”合起来代表白天和黑夜。
还有古代的律条研究。我们今天说的“盗贼”，秦律中“盗”排在首位，汉律中“贼”放在前面，即“贼盗”。“没有任何道理就打人、伤人，这叫‘贼’，说明在汉代，‘贼’是思想罪、道德罪，是大逆不道。”初世宾认为这些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思想认知是极其重要的。
张德芳则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错误认识，即永昌县的“骊”。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罗马军团”被收容安置在甘肃境内的说法在史学界蔓延。其实，最早把克拉苏远征军与汉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击匈奴一役中出现的“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汉学家H·H·德效骞教授，1947年，德效骞撰写了《古代中国之骊城》，书中称，公元前53年，克拉苏越过幼发拉底河，在卡尔莱一战中全军覆没，近万人被俘，克拉苏及其子均死于安息人之手，近万俘虏被安置在马基亚纳安条克城；公元前36年，汉将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攻击匈奴，将这批“罗马人”俘获后安置在骊城，书中认为“骊”就是“大秦”(罗马)。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张德芳依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关“骊”的记述，有准确时间的是“神雀三年”，证明“骊”这一地名早在甘延寿、陈汤出击匈奴之前就有了，“罗马军团”显然是无中生有。“我是永昌人，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骊，也没有否认过古城的存在，但从汉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罗马战俘无关。”张德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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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芳说，与“汉简大省”的地位和汉简本身的巨大价值相比，我们在保护、整理、研究、展示等各个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同国内外其它收藏简牍的单位相比，甘肃的保护条件同其它各地不能同日而语。斯坦因在新疆和甘肃掘得的3000多枚汉晋木简及其它文物，运回英国后开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上世纪70年代，英国投资8亿英镑修建了英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的东方部专门收藏敦煌遗书、汉晋木简和斯坦因所获其它文物，汉简被放在一种特制的比砖头略大一点的长方形木匣子里，里面用塑料泡沫填满，盖子用玻璃作成，木匣集中放在专门制作的柜子里，柜子放在符合温度、湿度条件和防尘、防霉、防虫、防光的库房里。
居延旧简共1万多枚。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的损毁，胡适等人把汉简辗转运到美国，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直到1964年才运回台北，收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有专门的简牍收藏和保护库房，也有简牍陈列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和收藏条件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可“史语所”对简牍的保护，则胜过台北故宫博物院。
湖南省的简牍保护在国内最为领先。1996年长沙吴简发现后，长沙市在市内辟出30亩土地修建了现代化的长沙简牍博物馆，选址就在著名的白沙井和天星阁附近。长沙简牍博物馆不仅是简牍保护研究机构，还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甘肃是发现简牍最多的地方，也是出土和收藏汉简最多的地方，但与上述三地相比，甘肃却是简牍保护最为粗放、条件最差的地方。
在保护方面，甘肃没有规范合格的保存库房和场地，贮藏条件不符合要求：没有恒温、恒湿、防尘和灭菌设施，灯光和通风条件不符合要求；没有应有的存放设备，大部分汉简分装在若干纸盒子里，每盒少则几十枚，多则上百枚，一盒摞一盒放在铁皮柜子里，一旦搬挪翻检，一些质地疏松的胡杨木即出现断裂甚至变成碎渣和粉末。
在这样的条件下，入藏时间有的已长达30多年，最短的也在10年以上。长期的自然侵蚀、灰尘污染、霉菌虫蛀，相当一部分简牍已出现变形断裂、朽蚀发霉、变质变色、字迹和墨色黯淡不清的现象。汉简的保护问题已显得十分突出。
在整理工作方面，也由于人员、设备、经费等各方面存在问题，致使整理工作严重滞后，汉简方面的发掘报告一拖再拖。另有3万多枚汉简长期尘封在库房里，未能及时整理发表。造成的直接结果，一是这一特色文化资源不能及时开发利用，使省内有关部门和行业长期等待而遥遥无期，经济社会效益没有发挥出来；二是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研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见不到整理结果，学术文化价值没有发挥出来。
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人才奇缺、力量单薄、后继乏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甘肃汉简曾经是海内外学人关注的热点，汉简研究成绩卓越，但随着老专家们的退休或故去，现在专门从事汉简研究的人员已寥寥无几，甘肃汉简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为减退。张德芳说，目前的甘肃，除了何双全、初世宾和他自己外，再找不出几个。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人大代表王家达在八届一次人大会议上，以1995号提案，专门提出了甘肃简牍的保护问题。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聂大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赵朴初等都对我省的简牍保护深表担忧，敦促尽快解决简牍保护的有关问题。
1993年，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来甘视察文物工作，专门看了甘肃的简牍保护。根据张德勤的指示，省文化厅同意在当时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办公区东北角修建5300平方米的综合性大楼，并拿出了具体方案，遗憾的是，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这项工作中途搁浅了。
2003年下半年，来甘肃挂职的省长助理米建国想为甘肃搞成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最终选中了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几经努力，省委批准正式成立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省发改委批准工程立项，为考古所和简牍研究中心修建办公、展示和贮藏大楼一栋，国家文物局也原则同意，逐年拨款400万元对甘肃秦汉简牍进行保护。目前，工程正在进行中。
2007年10月18日，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在省文物考古所挂牌成立，我省保存的数万枚汉简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初世宾说，他担任考古所副所长时搞过一个汉简研究室，知道要潜心研究汉简就得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简牍学是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学科，过去社会建设规模不大文物尚有破坏，现在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文物破坏率高达30﹪，保存在地下的文物很不保险，“应变被动为主动”。“汉简保护研究中心的成立很有必要，现在，中心的工作除了发掘和保护外，要扩大田野工作力度。保护研究中心不能离开考古所，两者不能脱节，考古时应该有中心的人，或长调一些人作为简牍研究的后备力量。”
甘肃汉简虽然有“家”了，但其保护和研究仍是简牍研究家们扯心扯肺的难事，可谓任重道远。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首任“执行官”张德芳感慨地说，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保护好现有文物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对现存简牍实物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我们不仅要对得起祖先，还要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这批汉简由于保护不力而损毁在我们手上，那就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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