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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汉简：深藏地下的东方历史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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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兰州晨报报道 甘肃是全国出土汉简最多的地区。甘肃简牍既是文字文献又是文物真品，年代久远，内容庞杂，各种历史信息共存，具有多方面的文物价值与研究价值。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德芳说，在中国，不知道敦煌藏经的人不多，但不知道甘肃汉简的人很多。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两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发生在甘肃，它们就是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四大发现中的两大发现：敦煌藏经和居延汉简。
汉简研究专家、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所副所长何双全说，近、现代汉简考古发现始于1901年。100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3个阶段。1901-192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有瑞典人斯文赫定(楼兰古城发现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皇俄国的科兹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在新疆的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古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西夏文、吐蕃文木牍等。
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1913-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
何双全说，因斯坦因不懂汉语，只能找中国人整理，仅编了号的就有2000多枚，除去残缺的部分，有价值的就有900多枚。关于斯坦因先后两次在甘肃和新疆发现的汉简的具体数量，历来说法较多，总数当在3000枚左右。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王国维，曾研究过斯坦因发现的这部分汉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于1914年2月和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
张德芳说，斯坦因最早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汉简拿回去后交给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14年伯希和又来到楼兰和敦煌，王国维写《流沙坠简》就是“受了刺激”，“到现在，《流沙坠简》仍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何双全认为，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发现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他们的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把简牍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使之受到全世界史学家的关注，为中国简牍成为国际显学做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个阶段为1927-1945年，主要是原来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成员黄文弼(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和瑞典成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古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居延汉简被人们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而居延汉简分为新旧两部分，通常人们将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简称为“旧简”，而将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近3万枚居延简称为“新简”。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为设计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线到中国作调查，这位因发现楼兰古城而闻名世界的考古专家，又来到中国西部，他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北京的学术团体和学界名流群起反对，并在1927年发表宣言，后经多方交涉，双方决定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进行联合考察。
西北考察团便由中央观象台、地质调查所、古物陈列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组成，并拟定中英文协定十九条，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地质、地磁、气象、天文、人类、考古、民俗等，由瑞典资助经费。条文规定测绘地图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以保护我国国防权，采集品由双方研究、发表。凡有文字的材料归中国所有，交北京北平图书馆保管，而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贵文物却被斯文赫定带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时才回到祖国。
考察团团长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斯文赫定共同担任，另有我国科学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4人、学生5人、外援队员17人，考察时间定为两年。双方商定后，于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签了议定书。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起先考古人员在罗布淖尔的盐泽附近及吐鲁番拜城、交河故城进行了挖掘，但所得汉代简牍不多。
1930年春，贝格曼带领的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肃毛目之间的额济纳河畔两汉堡寨、古垒、边墙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的汉代竹木简书，即存世于今的“居延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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