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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物业收入是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约占总收入的75%。但单一的经营方式，让农村集体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不堪一击，从此颓势尽显。
◎根据时间表，厚街镇白濠社区今年内须完成村级体制改革。但白濠社区居委会书记卢敬良坦承，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那些落在后面的村组不迎头赶上，改革就难以继续。
发自东莞
2012年春节，东莞横沥镇隔坑村上车岗因出售3块农田保护用地，一下子被推上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当地有名的“东莞阳光”网络社区，关于“卖地”的舆论一边倒，网友极尽谴责之词。
然而，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这次“卖地”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民意基础。卖地最终失败，让不少当地村民连叹可惜。
被分红“拖累”的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在新的十字路口上该何去何从？
卖地还债被叫停
卖地计划落空，但寄希望于卖地解决的债务问题却持续严峻
2月22日上午，上车岗村民刘伯在站在一块保护用地旁。平整过的土地，夹杂着香蕉皮、塑料袋等垃圾。“卖地前，我们都知道。村里要还钱，村民要分红，不得不卖”，刘伯说。
他告诉记者，春节前，这些地有的还长满荒草，有的种了少量香蕉。后来，村里出钱推平土地，于1月27日正式招投标。
记者随后走访多户村民，对于卖地的事，受访村民表示都参与了讨论或投票。一位村民甚至表示，卖地就像卖掉生蛋的母鸡，“鸡能卖钱，蛋也能卖钱，但现在还债需要更多的钱，光靠卖蛋解决不了问题，要卖鸡”。
上车岗村小组会计向南方日报记者证实，今年1月底，3块地以每块105万元拍出，预计收入315万元。拍卖后，村委会按例收取了定金。
眼看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但随后国土部门介入，这次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卖地，最终无法实施。
“该村未经国土部门同意，私自填埋农田保护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调查核实后勒令该村恢复原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国土部门明确告知上车岗村小组，该地并非建筑用地，村里不能进行投标出售建别墅。
近日，在上车岗村小组办公室，村小组组长刘镇华向记者出示了一张《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证明单》——“退回钟某投别墅地3号定金5万元”。
刘镇华证实，卖地行为已被相关部门叫停，“由于未获得上级的批准，该地块正进行复耕。”目前，村里收取的定金已全部退回。
卖地计划落空，但寄希望于卖地解决的债务问题却持续严峻。
“上车岗村现在欠债1235万元，每年光利息就要还70多万元”，刘镇华去年出任上车岗村小组组长，日渐严峻的村集体经济状况让他“很发愁”，“卖地还债实属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大部分农村为了招商引资，陆续在集体土地上建厂房出租。当时，农村并没有足够资金建设厂房，只能向银行或以其他方式借贷。
上车岗村一次性建了10间厂房，也欠下数千万元债务。厂房建好以后，村集体收入提高，村民每年都能获得分红，曾经确实是皆大欢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年欠下的债务在多重压力之下显得越发沉重。
“去年，上车岗村实际还债仅10万元”，上车岗村的会计翻了翻账本，颇为无奈——2011年，除去村集体开销、村民分红以及偿还利息，能用于还债的仅剩下10万元，相对还剩下的1235万元债务，“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目前，上车岗村每年出租厂房收入约400万元，其中超过100万元用于村民分红。村里每年分红两次，每次450元。
“如果不分红的话，其实10年就能还清债务”，面对高额债务，刘镇华脑中曾蹦出过“停止分红”的想法。然而，面对“要分红”的村民，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只能是空想。
20年持续性分红，村民对分红产生了依赖。村里的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迟迟未能还清。
村级改革被分红卡壳
在“选票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也“不敢”提出减少村民分红
2月16日下午，东莞厚街镇白濠社区会议室，冷空气到来并未减弱村民关于社区福利的讨论热情。
2009年，东莞启动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厚街被列为试点镇之一。改革文件中，“统筹村民小组一级经济，撤销村民小组一级建制，强化村级经济管理”成为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此次改革“急先锋”，白濠社区起步很早。该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卢敬良介绍，全村有7个村小组，5139人。目前，7个村组已经被撤销，成为过去时。然而，计划中村小组集体经济由社区接管统筹，却迟迟难以实现——7个村小组集体经济差异甚大，由社区统一接管后，村民福利分红会发生什么变化，所有村民的眼睛都死死盯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有的村小组已无债一身轻，村民除了每月400元分红，年底还有定额分红；有的村小组依然欠债，村民每月分红只有200元”，卢敬良告诉记者，村级体制改革之前，各个村小组都有自己的村集体经济，但发展并不平衡。改革的大方向是整个社区一盘棋，但让拿着不同分红的村民最终“一碗水端平”，“谈何容易？”卢敬良说，“哪有村民会愿意掏钱帮别人还债呢？”
记者了解到，白濠社区中债务最重的村小组仍负债800多万元，而该村小组每年的厂房收入仅为600万元。尽管处于负债，该村小组村民每月仍能获得200元分红，甚至还有村民不断要求将分红提至每月400元，“既然改革了，就要向别的村小组看齐”，村民说。
根据时间表，白濠社区今年内须完成村级体制改革。但卢敬良坦承，以目前的分红水平，一些村组还清债务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这些落在后面的村组不迎头赶上，改革就难以继续。
白濠社区的改革，本应作为引路人经验今年内在东莞全市推广，但现在却被“分红”卡壳。让人担忧的是，白濠改革中遇到的分红问题并非孤例，普遍存在于东莞镇街的其他村集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委会主任透露，协调先进村小组与落后村小组之间的利益，几乎是东莞每个村将要面临的问题，“取消村小组，行政上没问题，但村民分红最棘手。”村级体制改革，将遭遇与村民实际利益的“拉锯战”。
更让很多村级管理者头痛的是，很多村民理解的股份制是不管赚多赚少，有股份就要分红，而且分红只能增不能少。
卢敬良无奈地表示，既然是股份制，根据村集体经济情况，分红就会应该有高有低。但这些抱怨却只能藏在心中，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让分红变得敏感而又微妙。
“如果你们这一届分了500元，下一届谁也不敢降到300元”，卢敬良表示，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联社和农村行政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委会主任兼任经济联社理事长，前一角色要经选举产生，后一角色负责给村民分红。因此，在“选票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也“不敢”提出减少村民分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