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告人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被告人你是否上诉？”“我没意见，不上诉。”昨天上午9时30分，广州番禺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随着审判长法槌的落下，被告人邓明建的手铐被打开。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这名“杀母孝子”换上一件红色T恤，脸上惶恐木讷的表情变得平静一些。结束了长达一年的羁押，他终于走出了看守所。
邓明建是故意杀母还是被母亲精神绑架助母实施“安乐死”？这一案件引发了针对“安乐死”是否应该立法的新一轮热议。
案情
顺从母亲请求助自杀
法院审理查明：被害人李术兰（殁年73岁）与被告人邓明建是母子关系。2011年5月16日9时许，卧病在床的李术兰在出租屋内请求儿子邓明建为她购买农药服食，以结束自己的生命，邓明建顺从了李术兰的请求，到石楼供销社肥料农药店买来两瓶农药，随后返回出租屋将农药勾兑后拧开瓶盖，递给母亲饮用。李术兰喝下农药后即中毒身亡。
当天下午2时多，邓明建到番禺区石基镇派出所报案，称母亲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公安机关接报到场查验尸体时觉得死因可疑，经初步尸检后认为死者死于有机磷中毒，遂将邓明建带回派出所调查。邓明建如实交代了以上犯罪事实。经法医鉴定，李术兰系呋喃丹中毒死亡。
据查，李术兰除儿子邓明建外，还育有3名子女。李术兰于1991年前后脑中风致半身不遂，后经治疗病情有所缓解，但在1996年前后病情再次复发，并伴有类风湿等疾病导致手脚疼痛、抽筋。期间，邓明建一直照料李术兰的生活起居，并带着李术兰求医诊疗，但李术兰不堪忍受长期病痛折磨，曾产生轻生念头。2010年4月，邓明建父亲身故后，邓明建因家庭经济拮据需到本区打工维持生计，于是将患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李术兰从四川家乡带到番禺一起生活，加以照顾。期间，李术兰仍然有因病情拖累而想轻生的念头。
法院根据前述法定刑幅度、量刑情节，并综合考虑本案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危害后果等因素，认为对邓明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院对公诉机关及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官
其动机确有应宽宥之处
邓明建明知农药具有毒性、对人体有相当大的危害性，仍然帮助母亲饮用农药导致母亲死亡，其行为与李术兰的死亡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
李术兰一直与邓明建共同生活，并由邓明建照料，特别是李术兰患有脑中风等疾病导致生活基本不能自理20年来，邓明建亦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母亲，这一行为值得肯定；在母亲的请求之下，邓明建没有尽力劝阻，反而顺从了母亲的请求购买农药帮助其母亲结束生命，其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触犯刑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考虑到邓明建上述犯罪行为发生于家庭直系亲属之间，且是被害人在年老患病情况下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而造成的，念及被告人20年来赡养母亲的一贯孝顺表现，其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应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故意杀人行为相区别。综上情况，邓明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亦相对较轻，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情形，依法应当对其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想到母亲坟前拜一拜
■对话邓明建
昨天一早，邓明建的妻子华素英到庭旁听宣判。中午时分，邓明建办完了相关手续，在妻子和律师的陪同下走出看守所。邓明建身穿一件红色上衣，显得格外精神，这是妻子特意为丈夫带来的换洗衣服。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邓明建张了张嘴，像是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妻子华素英紧跟在丈夫后面，低着头，话很少。夫妻俩的眉宇之间，明显可见释然与放松。
南方日报：你母亲是什么病？你代她治疗过吗？
邓明建：主要是中风后的偏瘫和类风湿，严重时手脚抽筋、疼得受不了，治疗过，因为家穷，主要是请乡卫生院医生到家看病，我抓药给母亲吃。
南方日报：你在老家收入情况怎么样？到广州后呢？
邓明建：风调雨顺时能收一两千斤粮食，但粮食卖得便宜，没几个钱；到番禺后，在鞋厂打工收入多一点，最多时一个月能拿两千块。
南方日报：你在四川老家听说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吗？你母亲参保了吗？
邓明建：听说过，每月交几块钱，但是我妈的病不能报销，所以没有参保。
南方日报：作案时，你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吗？
邓明建：我没有想到犯了故意杀人罪，现在知道了，很后悔，知道自己错了。
南方日报：有什么想对母亲说的吗？
邓明建：我很后悔，我还想她多活两年，不想她死。我想到母亲的坟前去拜一拜。
南方日报：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你满意吗？
邓明建：（点点头）满意。没有想到能判缓刑，感谢法官，我接受判决。
南方日报：对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打算？
邓明建：以后的事还没想好……我还是想留在广州。
南方日报：如果时间能再倒转，你当时会怎么做？
邓明建：我肯定不会再犯错了，肯定不会。
■案件回放
邓明建是来自四川省阆中县金子乡的在粤打工者。2011年5月16日14时许，邓明建到番禺区石碁镇派出所报案，称其母亲李术兰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公安机关在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邓母并非自然死亡，而是中毒身亡，真实死因是有机磷中毒，遂将邓明建带走审查。面对公安机关的质疑，邓明建说出了自己助母“安乐死”的事实。
2011年12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以邓明建涉嫌故意杀人罪，向番禺法院提起公诉。番禺法院于2012年1月10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庭审。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和部分细节，公安机关派人前往邓明建四川老家补充侦查，3月26日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昨天一审开庭宣判。
■点评 从轻处罚绝非意味放纵
弑母悲剧反映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高新会：邓明建弑母悲剧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开始试点，到2010年才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但保障水平低，贫困家庭依然看不起病，在外地打工看病不能报销。还存在参保和办理报销的程序繁琐、宣传不到位、农民不满意等诸多问题。
邓明建带着母亲到番禺打工，每月收入在一两千元之间，要支付所有家庭开支，没有能力带其母亲到医院治疗。邓母不想再拖累他们，多次求死。而邓明建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犯下弑母罪行。
法律之内，有天理人情在
番禺区司法监督员黎万丽：对这起案件的判决，我觉得可以用“合法、合情、合理”六字来形容。邓明建在案发前恪守“孝道”，二十年如一日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他在长期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一时冲动做出弑母之举，为人子女，我能感受到邓在整个事件中的无奈和痛苦，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法院判处被告人缓刑，体现了“法律之内，有天理人情在”的法律精神。
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好好地普一下法，懂得什么是法律许可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让我们在作出选择时，能理性考虑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令人后悔的错误选择。
该案折射情与法的纠葛
经办检察官王姗：“安乐死”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复杂话题。邓明建故意杀人一案，正是“安乐死”在个案中所折射出的情与法、罪与罚的羁绊纠葛。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裁量，可以综合考量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家属的谅解等要素。但是，即便量刑上酌情从轻的处理，也绝非意味着对此类行为的轻纵，甚至变相认可。
实习编辑：彭正彦 编辑：张伟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