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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中卫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背后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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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
心系农民
苦抓苦帮
造福百姓
这16个字不是记者从哪份文件中抄来的，而是得之于群众的口碑。
9月7日，从设施蔬菜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的中卫菜农，选出十几位代表，敲锣打鼓，抬着写有这16个字的牌匾送到中卫市委、政府。
如果将这份实惠数字化，那就是去年一年，中卫农民将8.1亿元的产值揣进了腰包，今年预计更多。
也是他们，在产业发展初期，曾以为“政府号召啥啥不成”，负气砸坏了市委、政府的大门。
群众的思想解放不是在事前而是在事后，产业发展的动力也不仅仅来自于这个产业本身，3年多的时间，中卫的设施蔬菜产业从2.6万亩发展到11.88万亩，远销中亚俄罗斯，这背后的强大推力到底是什么？
干部的执著：千方百计帮民富
这曾是许多中卫人羞于提及的真实：
山东寿光与原中卫县的设施蔬菜种植几乎同步，20年弹指一挥。
“种柿子种柿子，叫老百姓一天三顿吃柿子？”就在中卫农民窝在土坯房里抱怨的时候，山东寿光的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0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
不仅如此，寿光的蔬菜种植面积还在以每年两万亩的速度递增，一年的增量超过中卫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英雄扼腕。
中卫市农牧林业局局长马吉坚持认为，是一个电话刷新了中卫市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历史。
2004年2月12日，马吉调到中卫，参与这个新设市的筹备工作。
此后一个星期，他“沉”进了乡村。与初来乍到的兴奋相反，情况摸得越多马吉的心越沉重：“实现中卫的跨越式发展，难度最大的就是农民增收这一块，走传统农业的老路，在人均不足一亩的耕地里，就是种金豆豆也过不上好光阴。为啥？产出的粮食刚够吃，转化不成商品。”
2月20日晚，调至中卫不久的刘云——— 当时还未任命为中卫市市委书记，一个电话打到马吉的手机上：“中卫过去搞过大棚，有基础，现在集中连片搞，把规模搞上去，你觉得怎么样？”
马吉暗淡的心一下被点亮了。
尽管这是引导群众由“填肚子”到“挣票子”的划时代的转变，但种传统粮的老百姓看不了这么远。阻力超乎想象。
为了阻止建温棚，镇罗镇观音村的乡亲们砸过基地建设指挥部的锅，柔远镇群众则负气推倒了几十座已经建好的温棚墙体。
这种阻力跟20年前如出一辙。少数干部的决心也开始动摇。
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了。很快，中卫市市委书记刘云带领乡（镇）、村数十名干部前往寿光。白天考察，晚上开会。
“不看别人的好，比不出自己的差，20年的时间，我们就是没干出啥事来。”东园镇瑞应村书记李生仁这样向记者描述山东之行给自己带来的触动。
走在残冬初萌的大地上，人们已经嗅到了春的气息。那几年，有关寿光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录像片在中卫电视台滚动播放，各个乡(镇)也频繁地组织农民往寿光跑。
尽管如此，前期工作仍然非常艰苦。
“啥办法都想过了！”城区工委副书记、柔远镇书记刘希宁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他所在的这个镇，产业非但没推开，针锋相对的群众还把原有的几十座大棚推倒了。原来的书记、镇长为此被免职。
刘希宁背负的压力可以想见。
到柔远上任的第一个春节，刘希宁就没有清醒过——— 喝的。
“喝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刘希宁说，“就拎上酒一家一家地走，一边喝酒一边打问他们是个啥意思，把矛盾捋出来，再根据不同的矛盾想不同的招数。”
柔远镇的一户人家，乡干部上门24次才做通了工作。还有一家，工作死活做不通，后来多方打听，知道这个人只有舅舅的话能听进去，赶紧到银川做舅舅的工作，再把这位舅舅从银川接到村里。有舅舅做说客，男主人这才吐口： “你搭就搭，搭了我也种上两个。”
“我们是含着眼泪给农民调结构呢。”城区工委副书记、镇罗镇书记王兴文如是说。
有一次到农民家里做工作，这家的大儿子一杯水泼到王兴文的脚面上：“你这个家伙讲啥着呢。”
“小伙子你坐下，你穿了几个单布衫，过了几个三月三？”王兴文半开着玩笑，“我们是有责任心，为着父老乡亲都富起来！要不然，我不搭大棚，单扶持几个企业，也照样是个好书记。”
“共产党认真起来不得了，逼着人干呢。”老百姓嘴上抱怨着，手到底动起来了。
农牧局的“小气”：每年筹资3000万用于发展设施蔬菜产业，至今没舍得买辆车
用现代工业思绪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提升生产能力，用现代经营方式适应市场“赚票子”、丰富居民“菜篮子”。
产业方向显然没有错，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呢？
少有积累的农民，连娃娃上学的学费都凑不够，拿什么搭大棚？
马吉给出了答案。他说：“在大市刚成立，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春节一过，财政上拨出的第一笔款就是500万的农业专项资金。”
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来说，这笔款显然不够。
书记刘云、原中卫市市长李锐率先用自己的工资担保贷款，各贷了5万元。
上行下效。除了教师和医生，处级干部3万元，一般干部1万元，中卫城区的党政干部都用自己的工资担保贷了款，直接对到了农户，进了大棚。
农牧局的干部更多。产业发展急需钱，可农牧局不是银行，不会造钱，急了，就拿着自己的房产证抵押贷款。在设施农业发展的第一年，农牧局干部每人头上的贷款达到50万元。
产业发展最困难的时候，贷款都赶不及，局里开了个会，有从家里拿的，也有借的，一下午凑了60万元。
也有人紧张，跑去问马吉：“敢这么干吗？这可是冒着政治风险呢。”
“咱们是确确实实帮助老百姓干事儿，钱花在农民身上，顶多挨批评，不会做监狱。”马吉肯定地回答。
马吉的自信是有着市委、市政府的态度垫底的。
“老百姓养上一只鸡还得下蛋呢，作为国家的干部，拿着国家的俸禄，不为老百姓干事，要你做啥呢？”这是刘云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事实证明，这句话，成了中卫干部的行动指南。
一桩桩，一件件，他们把事儿做起来了：
集中财力，重点扶持，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建立了以政府扶持为导向、以银行信贷为依托、以农民和实体投入为主体，以吸引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紧紧围绕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完善配套了基地水、电、路等设施，取得了农民的信赖，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内引外联，借力发展，先后引进瑞克斯旺、荷兰妞内姆两大国外种苗公司，组建成立了百利、新阳光、科源等10多家蔬菜种苗公司，积极推广新品种，开展技术服务。
做得漂亮。
也曾一波三折：2004年，新疆贩子千里迢迢跑到山东拉菜的时候，中卫西红柿正在经历“卖难”
酒香也怕巷子深。
由于蔬菜品种单一，中卫的流通大户又缺乏准备，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就呛了水。2004年12月到2005年1月，西红柿大规模上市，出现了卖难。
西红柿刚上市的时候，价格就降到1公斤0.56元到0.6元。后来经过积极的市场推介，价格才蹦到0.9元到1元。
西红柿出现卖难的这个冬天，刘云、李锐带头，每个干部至少买了两箱西红柿；也是这年冬天，中卫干部到自治区开会，总会扛上几箱西红柿，嘴上客气着，说是让人家尝尝鲜，其实是把销售部设到了四大机关。
就在城乡群众积极筹备年货的时候，中卫市组织镇、村上的干部到新疆推介中卫的西红柿。
但中卫人的气魄决不仅仅局限于此。年关刚过，刘云又带上人马开拓市场去了。
从新疆、内蒙古到上海、北京，人们知道了山东寿光之外还有个叫做中卫的蔬菜基地，也记住了那个叫刘云的“销售代表”。
记者还了解到，在农牧局，每位干部都领到一件棉大衣，一顶棉帽子，还有厚厚的三接头皮鞋。
他们就是穿着这套行头，在深夜两三点钟，穿行在全国各地的一个又一个蔬菜批发市场。“这个时候才能找着大客商，白天都是小商贩子！”他们说，“他们知道了中卫的蔬菜，就等于全国人民知道了中卫的蔬菜。”
中卫指导整合了数十家蔬菜流通合作社，组成流通联合体，统一品牌、统一价格、统一组织，合力抱团开拓市场；同时，加快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中外客商近悦远来。终于解决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无法解决的市场问题。
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中卫人，他们种出的“沙坡头”牌蔬菜比他们走得更远，丈量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区，还闯进了中亚、俄罗斯。
2005年3月，1公斤西红柿的价格就涨到了2.5元，最高的时候到3元。
此后，中卫蔬菜的价格一路走高。
采访中，记者见到一位流通大户从中亚签回来的订单，1公斤西红柿卖到了7.6元。
镇罗镇的荣耀：搭大棚搭出了4个副处级干部
短短3年时间，中卫市的设施蔬菜发展到10余万亩，比原计划提前了3年完成。中卫市的设施蔬菜种类西北最多，中卫市的农民已经到周边地区当起了技术员。
有人说，这简直是奇迹。
也有人答，有了中卫干部的“三苦”精神和“两情”作风，做什么都会成功。
问题是，“三苦”精神和“两情”作风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钢铁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从中卫市选用干部的做法中可能窥及一二。
中卫市从群众渐鼓的钱袋里看“政绩”，对品质好、有能力、有水平、有政绩的就表扬，就奖励，就提拔和重用；对品质差、工作平庸、政绩平平的就鞭策，就批评，考核排名靠后的还要进行调整或免职。
3年中，已经有数名太平官被免职，也有不少干部凭着出色的工作迅速得到提拔重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自己还不知道，一夜之间就提了。”仅是镇罗镇，搭大棚就搭出4位副处级干部。
也许，这才是中卫市敢干事、干成事的真正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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