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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苏州河是少年的河。它有着麦秆般的金黄，波浪柔和像摇篮一样起伏。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苏州河。南岸一字排开数不清的工厂和形形色色的仓库，绵延有几华里。北岸是棚户区，是煤场，是像盲肠一样被都市遗忘的潘家湾支路。两岸的底色是钢铁的色泽，是水泥的色泽，是棚户区补丁的色泽，是灰，是蓝，是黑，是冷，但河却是如此的生动，一年四季总像丰收的麦田在流淌。若是有朝暾，若是有夕霭，河更像梵高用过的调色板。河和岸对峙着，色彩用它的张力夸张着这种对峙。少年对这种对峙有一种敏感，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喜欢。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和浪子燕青就常常到河边去，到河里去。
我们站在昌化路桥上。昌化路桥是木桥，有一级一级的楼梯，共八级；桥身是平展展的橡木。桥身上有一孔孔的方眼，是雨天渗水用的。我们趴在栏杆上看来往的船只，有木头做的客船，从老家那儿来的，盐城一号二号，客舱的窗户像公共汽车的窗子那样，方方的，只是没有玻璃；有小火轮，昂首挺胸的，拉着火笛，像马驹那样撒蹄，在河面上犁开道道雪浪；有装粪的水泥船，不紧不慢的摇橹声，乃像一支散曲……让我们兴奋的是客船，那木头做的客船，一艘铆着一艘，绵延像一列火车。这时燕青的尿就憋不住了。他很机敏地、很恰当地把握好时机，纷纷扬扬的液体洒向客船上探出脑袋观望风景的老家人。
下雨了？
这什么雨？热的！
燕青哈哈大笑，客船上的人明白了，甩过来一串热骂：小棺材，你不得好死啊！
船却开远了，只剩下那骂声荡漾在河面上。
我们也到河里去。在汛期8月，河澎湃无比，像我们渐渐发育的身体，总被某种激情笼罩着。河水仿佛要漫过堤岸，要堵住桥洞。河面上没有了船，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游泳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年夏天，我们泡在城市的河流里长大。河里没有鱼，我们就是那快活的鱼。凫在河里的时候，我们的头发是黑的，皮肤是黑的，河水也渐渐变黑了，不变的，是我们在河面上闪耀着的牙齿，在越来越黑的河水的衬托下显得越来越白。
游完泳，我们上岸。岸上有给水站。给水站是用水筹的，而我们除了一条裤衩光光如也。我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但给水站对无产者有一条优惠政策：船民用水，免费供应。这八个字，贴在苏州河沿岸的所有的给水站旁。
管水的老头问：哪儿来的？
我们说：盐城。
老头又问：船呢？
我们把手指向湾里，湾里泊着用红漆描着的“盐城5号”。我们幸福地变成了船民，幸福地哗啦啦地用水。
我的苏州河也是一条泛不起涟漪的河，一条压抑沉闷的河。在河水变黑的时候，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它泛起过殷红，那是武斗的颜色，那也是让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愤的颜色，那是血在洇，在淌。河岸边的人最怕的是那一声“有人跳河了！”我记得一个午夜，上中班的母亲迟迟不归，而就在前几日我刚刚执笔替她写了“认罪书”。我和哥哥一起，沿着苏州河找她。午夜的苏州河迟滞凝重，像淌着怎么也化不开的墨。我们搜寻着河面，想发现些什么，但更怕发现些什么。远处煤场的煤山似乎更黑，抓斗发出一声又一声咚咚的抓煤声，在岑寂的午夜传得很远，但那一声声似乎都没有落在船上，而是落在了我们心的某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仍让我有疼痛的感觉。
现在，苏州河已经离我很远了。我住在闵行，我住的地方也有一条河，叫淀浦河。几年过去了，它始终让我陌生。我从来没有沿着它的河岸走过，我只是坐在车上望它，在桥上望它，而望它的时候，车轮是匆匆的，或者，脚步是匆匆的。莫非，沿着河岸走也是特定年龄段的一种特定的喜好？
偶尔，我也会经过苏州河，但同样，它也是一条让我陌生的河。我所熟悉的苏州河已经无影无踪了。毫无疑问，在这条河里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们那样游泳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伴我度过少年时代的那河段，工厂没了，仓库没了，煤场没了，棚户区没了，“船民用水，免费供应”的牌子更没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江小区，是中远两湾城，是明珠线中潭路站，是红子鸡餐馆……是另外一些人在这里生活，演绎另外一些故事。而燕青，而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则在城市的另一些角落里继续着他们的人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应该为城市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高兴，但我还是有无法言说的感伤，我似乎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条熟悉的河了。
时间是让人生疑的东西，它存在的依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记忆，它还依托着许多我们熟悉的人和物。当人消遁了，像盐粒消失在城市这盆巨大的汤中；当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与你的记忆无关的高楼、高架铁路和公路，我们会有一种无根的茫然———我们该如何证明那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呢？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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