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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的声音——劲流中的知识人》(范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人物或重大事件，如陶希圣眼中的胡适，朋友记忆里的殷海光等，作了重新阐释和反思。本文在挖掘最新未刊史料基础上，梳理了1940年“高陶事件”主角之一高宗武七年从政的隐暗幽微。

“高陶事件”主角之一

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川越茂秘密会晤，当晚返回南京，将会谈内容直接向上峰汇报。就在这天晚上，上海却发生了“大山事件”，两个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接下来的故事，是高辞去外交部职务，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殊不知此去，高竟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人之游说，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日本人的这一强硬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汪精卫求和的心情，其抗战的调门越来越低。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4月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应当说，1938年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尽管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对高确实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太年轻，与日本人又如此过从甚密，稍有差池，必误国家之大事。

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蒋的这一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这一年6月，高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无意间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高此次东京之行，确实对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适于此时，高宗武意识到已闯下滔天大祸，从东京回到香港后，未敢去汉口，而是让手下的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给蒋介石。他在信中对蒋说，所呈送的三个材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蒋大怒，怒斥：“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了好几个月，连日本人也找不到他。从此，高宗武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