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领域一直呈现出两个基本的态势。一是无论名家还是非名家,都在面向市场和适应读者的同时,更为注重在作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用心思和下功夫,使得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点与面上都更为丰博,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也更其多样。二是在年度长篇作品的总量构成上,一直稳定在1000部以上,而由于网络作品转换成纸质作品的数量日益增加,2006年的长篇小说总量即达到了1200部之多。2007年的长篇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两个基本点上继续向前行进的。
总体来看,2007年的长篇小说,既没有特别惹人眼目的作品,又没有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似乎状态平平,但与前几年相比较,并不显得逊色多少,可以说是在平稳发展之中有着平实的收获,也可以说是表象寂然,而成果斐然。
一些可喜的现象
2007年长篇小说的基本状态,从媒体和读者的角度看,基本上都不“炒”不“闹”;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看,也大致都不温不火,这实际上是向文学本来该有的常规状态的回归。我认为,这不仅不应看作是一种不足,而恰恰应看成是一种有益的变化,可喜的现象。
让人更为可喜的,是看来动静不大的2007年长篇小说,细细品味起来,却在暗里藏匿了让人殷殷可感的新意与锐气。如格非着力表现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山河入梦》,明显比他先前的作品更为好看耐看了;如池莉的着意揭示女性命运的悲凉感的《所以》,也较她以前的作品更有深沉意味了;徐坤的透视草根女性命运的《野草根》,在通常的读来痛快之中明显地增强了内在思想的浸润力与穿透力;这些,连同王朔的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甚至不知所云的《我的千岁寒》,其实都是作家自身的某些变化的外化。而一些实力派作家,如李佩甫、麦家、关仁山、许春樵、陈行之等,都在新的作品之中,既表现出对于生活的独具慧眼的深度把握,又体现出对这种深度把握的力求独到的表达。可以说,成熟的更沉稳了,沉稳的更老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70年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强劲登场和精彩亮相。2007年间,映入人们眼帘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即有盛可以的《道德颂》,戴来的《鱼说》,李师江的《福寿春》,张学东的《西北往事》,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等。这一代作家无论是看取生活的着重点,还是叙说故事的表现力,都与前几代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更为注重由情态到心态的细微末节,在心灵的丰富性与艺术的可能性上,他们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属于他们一代的创作特点。
过去,人们在观察长篇小说时,常常忽略了“80后”这一群体。这在以前情有可原,而在2007年则大不应该。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以自己全新的力作,表现出了一定的转型或相当的进步。如充满感恩意识的七堇年的《大地之灯》,为中学生少女的命运悲鸣哀号的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状写飞扬的青春何以平添苦闷又彼此不同的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描述亲情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奏的孙睿的《我是你儿子》等,都以题材与题旨等方面的厚度扩伸与力度增强,大大地超越了青春文学的已有范式,显示着“80后”一代伴随着人生成长的艺术上的成长。
两个怀旧的女作家
2007年上半年间,两位著名女作家分别拿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这就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池莉的《所以》。两部作品虽然故事与人物迥然不同,但却有一个相似相近之处,那就是在重温过往历史的大背景中,回溯个人的成长史。个体与个人,在这些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这使人们常常遗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勾连,比如家境、出身、遗传、社会、时代,等等;两位女作家好像是在向人们证明个人并非是孤立的和自在的“个人”一样,由她们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不顺遂的成长,不适意的经历,追本溯源地书写并揭示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隐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上海中学生南昌,虽然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又积极向上,但遇到“文革”这样的政治漩涡,仍然找不到应有的出路。大时代中的小圈子,大革命中的边缘人,使得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了“文革”历史,并写出了这个时代所孕育出的革命激情加小资情调的一群男女青年的苦闷青春。《启蒙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启蒙?这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启蒙时代》不仅精雕细刻地写出了“老三届”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而且描画出了上海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合型的都市气质。
池莉的《所以》中的女孩叶紫——“我”,也正如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样,飘浮在理想与现实不断错位的矛盾纠葛构成的风浪之中。有意味的是,池莉笔下的叶紫虽为一位普通女性,但却在坎坷与困惑之中,始终努力维护着自己应有的尊严与个性,在与社会、家庭,与亲情、爱情,与亲人、男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停地寻找和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我”错“我”故思,“我”思“我”故在,这使人们不能不对叶紫这个寻常女性肃然起敬。
怀旧是表象,寻根是内里。两位女作家通过各自主人公成长过程的细切追溯,揭示了个人命运的非个人因素,也撕扯出从家庭到环境,从时代到社会的根根须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把她们的两部作品——《启蒙时代》和《所以》,看作是个人角度和传记写法的社会生活史。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三部状写农民工的力作
关注底层民众,直面底层生存,一直是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热点。而在2007年,这样的创作倾向,更为有力地反映在了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之中。其中比较显眼和较为重要的成果,便是三部从不同角度状写农民工形象的小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通过歇马山庄一个名叫吉宽的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际与困惑,描写了当下的农民工实在的生活情景与精神状态。作品经由吉宽这样一个独特人物的独特故事,实际上既实现了“公审”,又实现了“自审”。这“公审”,便是就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审问社会,审视现实,审议公理;这“自审”,便是在城乡交叉地带构成的尴尬境地,自省自己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自问自己置身何处,又去往何方?作为现代都市森林里的“一片落叶”,吉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时代的垃圾”,这种自审与自省的精神,相当地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吉宽这个农民工人物形象,不仅卓有了个性,而且富有了灵魂。
贾平凹的《高兴》,写的是底层里的底层——城市里捡拾破烂者。作品在着力描写城市拾荒者刘高兴的进城经历时,一方面极力表现刘高兴的心气高傲的个性与向往,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他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并不爱他”;作品在这种心高气傲而地位卑下的强烈反差之中,细切入微地书写了刘高兴的善良为人,贤良助人。而这恰恰构成了人们所忽略的一道社会风景,那就是人们并不看重的城市的拾荒者们,也以他们的朴素又本色的道德情怀,支撑着社会一角,滋润着都市一方。在这个意义上,刘高兴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希图得到愉快,甚至改名“高兴”,但始终不能走出愁苦与悲伤,这种事实上的反差,让人唏嘘,更引人思索。 tujian.org
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也是以某民工建筑队的厨子刘跃进的种种意外遭际,状写农民工走进都市之后困难以预料又难以应对的遭际引来的迷失与迷茫。这个作品的妙处,是作者由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娓娓道来,写着写着就情趣横生,意外连连,由极其现实性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不无荒诞的人生意蕴。在这个刘跃进为生存而奔波的过程中又意外地陷入为生死而担忧的故事里,作者写出了人生的或然性,命运的偶然性,更写出了影响与导致这种或然与偶然的复杂社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意蕴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真不是一句写农民工就可以简单概括的。
作为国内第一部表现围棋题材、描写围棋人物的长篇小说《黑白》,出自文坛围棋高手储福金之手,是自然又必然的。但储福金并不是简单地经由文学写作来过他的围棋瘾。他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思,以围棋神童陶羊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包括与日本围棋高手的全力对弈与深层交流,层层递进式地写出了这个天才棋王的阶段性成长,及其艺高身正的人格精神,博大精深的围棋文化,而围棋的理念、精神与意蕴,又水乳交融地融化在了人物的性格和民族的命运之中。棋理与事理,棋性与人性,棋道与人道,一切都纠结于“黑白”之间,埋设于“黑白”之中。尤其难得可贵的,还在于《黑白》这部作品通过棋人、棋事与家事、国难的勾连,在塑造围棋天才,书写围棋文化的同时,还勾勒出了一部自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雪夜冰河的《无家》,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名叫老旦的农民放下锄头被迫从军的故事,他离开土地和女人,去往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厮杀:先打日寇,再打解放军,再赴朝鲜打联合国军,他变成了创伤累累的老兵,也书就了一部苍黄翻覆的现代军史。作者没有什么名气,但却有着十足的才气与惊人的勇气。《无家》由老旦这个人物的人生辗转,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及其中国农民在这种变动中的命运悲剧。历史如何善待参与历史书写的人们,社会如何善待推进着社会发展的平民?这些问题看来都属“天问”,但却自具其意味,不无其意义。
以十数部作品为“点”,来概观全年长篇小说的“面”的方式,挂一漏万毋庸置疑,遗珠之憾在所难免。翻检之后,发现还有一些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作品,仍然没有能够提到。想必,把这样一些作品添加进来,我们的这个年度长篇小说概观,才会更少一些遗憾。（来源：光明日报 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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