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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在《文汇报》上撰文分析了恩师与文学的情缘。
恩师季羡林先生于7月11日撒手远行。学界公认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但是，这样的排序也很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作家”被列在最后。
假如忽略了季先生持续了80多
年的文学创作，我们就不仅抹去了季先生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和成就，而且也无法对一个谜团作出合理的解释。
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季先生在公众中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又是什么充当了一位象牙塔顶端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呢？我想，是季先生持续了80年的散文写作和相对后期的杂文创作。
只写真正感动的事物
和很多人一样，季羡林先生是由文学青年开始自己的文字生涯的。
从老家清平到济南投奔叔父的季羡林先生，心灵深处埋藏着寄人篱下带来的压抑，这也使得他原本丰富的感情不断地内敛积聚。季先生自己最喜欢的几篇散文都在这个阶段写成发表：《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这些为他带来文坛声誉的散文感情浓郁、笔触细腻、思绪深沉、情调感伤。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追求贯穿了季先生的整个写作生涯。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留德十年，季先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各种古代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上了。生活因为战乱而艰辛，情感由于思念而沉重，文学不仅没有离开季先生，反而成了他最重要的寄托。
回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学术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使得季先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研究专业，无奈地开始了实际上的改行或者偏行。但是，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却开始占据了季先生的发表目录。
1961年到1965年，是季先生学术研究的黯淡期，却是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一共写作了27篇散文。季先生自己很感满意的《春满燕园》写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季羡林先生多次讲过：“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而1962年吹拂到知识界的春风让他感动了，于是，季羡林先生写下了“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这样抒情的字句。这篇文章发表后被收入了中学和许多大学的课本。
可惜的是，这个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张批判季羡林先生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春满燕园》。
文学情缘功德圆满
浩劫以后，已经步入老年的季羡林先生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这个时期的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极度繁忙，以“不知老之将至”的豪情拼命抢回失去的时间。这是黄金般的收获季节，散文佳作更是叠出不穷。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作为一位长寿老人，纪念、悼亡、回忆渐渐成了季羡林先生文学创作的主题。大众都被这些文字绚烂归于平淡的深情所打动。亲人，甚至连钟爱的女儿也走在了自己的前面，1993年，季羡林先生在名篇《二月兰》里写道：“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记忆，无论多么遥远，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晚年的季羡林先生的脑海里。
季羡林先生的文学情缘是功德圆满的。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世人留下了两部绝对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巨著：《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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