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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百家讲坛”可说是异军突起，已成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开播两年多默默无闻，后来收视率却一跃成为央视科教频道乃至整个央视的名牌栏目，从中走出的易中天、于丹等电视“明星学者”，也迅速成为大众眼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在收到惊人的市场效果和大众喝彩时，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人们或肯定其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结合提供的示范，以及它对传统文化的普及作用；或对“明星学者”的媚俗和人文精神的丢失，以及他们对经典的浅读、误读进行批评……众说纷纭，或褒或贬，莫衷一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鲁迅先生曾说:“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发展才有希望。”在今天的困惑中无所适从时，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上个世纪初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或许能带来启示。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兴起，在时代背景和传播媒介上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作为两个时期大众文化的代表，“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都出现在我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此时，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正发生一系列变革和更新，其中一个共同特征便是知识分子边缘化。同时，两者的盛行，又都是以新型大众媒介的兴起为基础的。在所受“待遇”方面，两者也有类似之处。“鸳鸯蝴蝶派”作为二十世纪初的大众文化的代表，虽然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新文学作家却以此而予以迎头痛击，斥此类作家为“文丐”，连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严厉而彻底的批判。成仿吾就在《歧路》中尖刻地说:“他们还用种种醒靛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恶劣的罪恶，把多少无知的青年蛊惑了……”与之类似，“百家讲坛”似乎也面对着同样尴尬的处境，虽然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收益，但“明星学者”们同样受到不少批评。2007年7月，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在天涯网站发帖《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帖中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文末，“十博士”签联合名表示“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如何看待“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所受到两面反差极大的批评呢？按布尔迪厄的理论，“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的受众与新文学作家和“十博士”，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作为媒体知识分子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明星学者”，处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域的交界处。他们的双重身份，既让受众认为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圈，又使得新文学家们与“十博士”用自己场域的评价标准对他们进行批判，而没有看到媒介场和文化场的场域逻辑和结构元素是完全不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它的选题和策划，以制造噱头、娱乐大众的方式来解读传统经典文本和解密历史。如刘心武对于《红楼梦》中秦可卿原型的讲述就满足着大众对于性关系的想象，易中天从商业投资角度对于“三顾茅庐”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而于丹通过一些通俗浅显的小故事对《论语》的解读只是为了让人满足于心灵的安宁与快乐，用她自己的话说:“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可见，“明星学者”在取得巨大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大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媚俗。这样打造出来的学术，自然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在的人文含量，甚至有妖魔化的情形。这也是“明星学者”受到的最有力的指责之一，同时也为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屑的地方。而当时“鸳鸯蝴蝶派”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在商业与媒介的操控中，小说趣味的日渐堕落。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但我们似乎也应该清醒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不是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贯通、彼此改造和“水涨船高”的一面。正如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批评下，“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逐渐摆脱一些陈旧的世俗文化及其相应的小说艺术形式，进行艺术革新，使得进入30年代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陈慎言的《恨海难填》、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一批优秀之作。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百家讲坛”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在文化普及、娱乐大众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构建多元文化空间的独特尝试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妨吸取新文学家们以及百年来文史学家对待“鸳鸯蝴蝶派”的经验和教训，对其采取包容与理解的态度，更多地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进行监督，共同提升大众文化审美底蕴和艺术水准，构建多元互动、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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