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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的贵宾是孙中山，他是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赴京的。他的病情正在恶化之中。当时并未查明他患的是癌症。而在半年之前，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宣布，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经病逝。 当时北京方面对孙中山患病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奉冯玉祥的命令，去接孙中山入京。鹿钟麟先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以免发生意外。鹿钟麟回忆孙中山躺在车中，面容憔悴，病得很重。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提前下车。持续加重的肝部疼痛，使孙中山面色蜡黄。凛冽寒风中，孙中山执意步行下车，向欢迎的人群致意。随后，乘车来到了北京饭店。

　　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孙中山为什么会抱病来到北京？他从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到北方军阀盘踞的北京来，是要做什么呢？这还得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说起。 1924年10月22日的晚间，北京城在沉睡。距北京312公里的山海关外，曹锟直系军队和东北张作霖奉军，猛烈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战场离首都很遥远，没有人预料到北京城里，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整个战局的事变。第二天凌晨，从睡梦中醒来的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城尽是国民军士兵，大总统曹锟已经被囚禁在延庆楼。3天以后，《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发动这场政变的是这位高大魁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冯玉祥。他把自己的举动称为“首都革命”。回师北京前，他是北京政府的左翼作战军第三军司令，受吴佩孚将军的指挥，任务是进驻古北口。当部队走到半途，冯玉祥乘后方空虚，挥师入京，成功占领了北京城。冯玉祥掌握北京政局以后，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一是于11月1日，成立了以黄郛任国务总理，王正廷等人任各部部长的摄政内阁。二是在11月5日这天，从故宫中将满清皇室赶出宫门，并宣布废止“清室优待条例。”而在这两个行动之前，冯玉祥即向孙中山发出了北上北京，共商全国统一大计的邀请。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赣南进行“北伐”。而广州由于“商团叛乱”，革命的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前景似乎意外的黯淡。这时接到冯玉祥的邀请，当然是个意外的好消息。10月27日，孙中山就发出两封电报，表示有意北上。10月30日，他迅即返回广州，11月1日，他正式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到11月4日，他就把北上的意图完全公开了。孙中山回到广州以后，“商团叛乱”被平息下来，广州的局势开始恢复。而在北京，冯玉祥政变成功的当天，王正廷代表摄政内阁，赴东交民巷拜会美国驻北京代理大使，通知他将邀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召开一次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圆桌会议，新一届的中国政府，也将在此基础上产生。孙中山接到邀请后，力主北上。但他的主张，却遭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心，国民党内部才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孙中山认为，北上是于中国大局有利的事情，个人的成败，可不予计较。为此，他曾与蒋介石等人恳谈，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讲。他重申：三民主义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一个最高的目标。现时的最低纲领必须包括: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孙中山还同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然而，就在孙中山发表演讲的同一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和卢永祥等人，在天津聚首并拟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在华中的吴佩孚直系主要军事指挥官，也发表联合通电，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还没有出发，北京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冯玉祥本是想等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大局的，但段祺瑞与直系联合，又取得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冯玉祥的意见也就不占主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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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局势，在孙中山未能及时参与的情势下，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然而孙中山还是坚持北上，11月12日，是孙中山58岁的生日。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广州的各团体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孙中山向两万多游行群众讲话。第二天，在他启行离开之前，各机关学校都停止办公和上课，来向他送别。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向在码头上的军政官员告别。孙中山这一走，等于是永远告别了广州。他不知道，他只剩下4个月生命了。在他身后，都留下了什么呢？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已经开始强化的党以及一批献身于实现他理想的老同志和新人。孙中山留下的是一个既没有控制军权，也没有控制财权的政府，不过基础还是打下来了。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始组建。一个正在营业的中央银行，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都建立了起来。关键是，联俄联共的政策，已经见到明显的效果。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他在上海度过了繁忙的4天。孙中山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明北方的局势。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之下，去天津和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谈判。11月19日，江苏都督齐燮元在南京与一批直系督军发布第二次通电，要求段祺瑞出任政府执政。第二天，段祺瑞正式宣布，他将至北京就任，以便组织起一个临时政府。并将于一个月之内，召开一次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再产生国民会议。善后会议和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有什么不同呢？段祺瑞所宣布的政见，尤其召开善后会议的举措，对孙中山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先在北京开这么一个会，形式上与孙中山倡议的国民会议相同，内容也没什么区别。那孙中山来北京再开一个类似的会，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冯玉祥要说，段祺瑞是以善后会议来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相对抗，使得孙中山即使来到北京，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但是孙中山仍然坚持北上，他在上海以激烈的言词告诉记者：他北方之行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并要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这一对罪恶的双胞胎，废除不平等条约。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1月22日，孙中山取道日本去天津。这是他在船上同宋子文、戴季陶、李烈钧等人的合影。他在船上发表谈话说：他到北京去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便召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会议。11月24日至30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度过了6天时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演说，以进一步宣传他的主张。在一次为学生听众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描述了关于新的国民会议的计划。他鼓励听众们，为了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必须用电报的形式，向政府发出连珠炮似的痛责。这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在离开日本去天津时的留影。著名美国学者韦慕庭，描写孙中山此时的情景说：“孙中山精神饱满，这是他的聪明才智，在生命火花开始明灭闪烁之前，最后一次强大的迸发。”

　　孙中山为什么来日本？因为他想在进入北京之前，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并希望说服日本朝野，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是对日本有利的。但日本政府显然很冷淡，并没有邀请他到东京去。相反，段祺瑞的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和外相的接见。这样的规格，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未来可能的总统的接待，是不相符合的。孙中山很明显想寻求日本官方的支持，但是他失败了。天津张园，孙中山进北京之前住过的地方。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终于到了北方，但他立刻就病倒了。孙中山所得的病，是一种只会日趋恶化的不治之症。但他并不知道，他仍然一如往常的接见各方代表，发表谈话。但这次不同往常，病魔来势凶猛，他感觉再也难以支持了。实际上孙中山到天津当天就感到了肝部疼痛。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到天津后，在寒冷气候中脱下帽子与欢迎的人见面，导致发冷发热，引起肝部疼痛。而另一种说法，是说孙中山在与张作霖会面时，罹患感冒引起的。持这种说法的是张学良。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93年，92岁的张学良以肯定的语气，告诉采访他的台湾学者郭冠英和周玉蔻说：孙中山的病，是在与他父亲张作霖见面时，受冻受冷而引发的。孙中山抵达天津美昌码头时，的确是在寒冷的天气中，脱帽向欢迎者致意。如此，则因受风引发病症，就是确实的了。只不过，这时谁也没想到，他的病会那么严重。开始为他看病的德国医生只以为是重感冒，致使病给拖了，但更重要的，还是险恶的政治环境一直压迫他的身体神经，导致他最后难以支持，这才是引发他肝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孙中山在天津就开始卧病在床了，就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政治问题仍一如既往的缠绕着他。他和张作霖进行过几次讨论，也接待了冯玉祥和段祺瑞的代表，孙中山是应他们的邀请北上的。他满心希望能够通过政治协商而把国家统一起来。可是北方的军阀们，正在深刻的互相猜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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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病卧在床的孙中山，仍然指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人，充任国民会议计划的宣传者。但是，在此以后不久，段祺瑞就宣布了由北京政府邀请的军事领袖、政治家和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善后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段祺瑞这份名单，包括了孙中山和六七十位国民党的知名人物，但也包括了像陈炯明、叶举、洪兆麟、林虎和邓本殷等人。这些人都是孙中山在广东军事方面的对手，参加会议最多的，仍然是军人和政客。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已愈加渺茫。 孙中山到达天津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各国外交使团向新就任的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提出，如果北京临时政府承认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现存条约的合法性，各国将对新的临时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段祺瑞同意了这个交换的条件，当这个消息被公布的时候，孙中山情绪异常激动，这无疑更加重了他日益严重的病情。据有关文献记载，孙中山在听到段祺瑞与各国外交使团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气得是“暴跳如雷”，他并“声色俱厉”的痛斥，但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重病人，这样只有更加重他的病情。在天津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很好，当时在天津为他看病的，是一位叫施密特的德国大夫，此外还有一位日本大夫。但孙中山的病愈来愈重，因此决定把他转到北京来。

　　北京是孙中山此行的目的地，他来了，但他却是以一个病人的身份来的。在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此时孙中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请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为他治病；第二，治疗的费用完全自理，不花政府一分钱。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很快来到北京饭店，与从天津过来的德国大夫施密特会同诊治，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肝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到1月5号，又请了美国大夫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再加上协和医院自己的医生，还有俄国医生一共7个人会诊，克礼为主任。开始想要施行手术，但孙中山不同意，他只允许克礼以内科的方法治疗。他这样做一可能是考虑政治的局势还需要他做努力，二可能觉得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医生们也认为病虽严重，但不是绝症，只要安心静养，避免操劳，康复是有希望的。因此也表示尊重他的意见。1月5日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在起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孙中山的病情似乎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月左右，至1月中旬，又突起风云。在孙中山的病情转为危急之前，他仍然尝试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月17日，孙中山口授了一个致段祺瑞的复电。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想对善后会议做一点修正。但他的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段祺瑞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大概是孙中山在政治上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显示了一种迹象，即从孙中山北上以来，他的声望不断的上升。尤其从他进入北京开始，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平、结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他要“挽救中国，”这是埋藏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的呼声。 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病情仍然未见好转。体温忽升忽降，脉搏也快慢失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月21日，孙中山的病情开始恶化。23日，德国克礼医生忽然观察到，孙中山的眼球内出现黄晕，这是肝脏疾病转危的先兆，必须马上施行手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共同商定手术的方案，但却感到难以遽然施行，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孙中山有约在先，采取内科方法治疗，手术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第二是考虑到他身体承受的情况，孙中山自北上以来，一路操劳，患病后由于仍有政治活动，探访的人一直未断，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决定暂时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继续注射治疗。负责给孙中山注射治疗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法国医生。孙中山此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无法吃东西，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先生。

　　31年后的10月28日，这位名叫何芬的护士在《工人日报》上回忆：“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孙中山病重以来，就一直有人劝他请中医来看病。

　　1月24日，有人推荐著名中医葛廉夫给孙中山治病。《孙中山全集》第11册，收录了孙中山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问葛廉夫：“我的病还有救吗？” 葛廉夫回答：“要戒之在怒，不要过于劳累。”孙中山问：“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该怎么办？”葛廉夫回答：“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孙中山说：“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葛廉夫曰：“可，”随即拟出药方一付。葛开的药方有去姜、桂枝，改用安南(即越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等等。孙中山问他：“你这个方子那么多药，哪种药为主啊？”葛答：“知柏枣仁是滋水养肝的，用肉桂是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熄灭你的内火，让精灵之气得应时令，占主导。服了这付药，你的烦恼心悸不眠等症状，都可以消除了。孙中山说：“我平生的习惯，是不吃中药的。可以把你的药方拿给西医，让他们学习你的方法，将你的药方改为西药吗？”葛廉夫回答：“我不知道西医西药是不是能代替中药？”说完即告辞而去。葛廉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对孙中山病情的诊断，与西医有什么不同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葛廉夫自己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的文章，《孙中山全集》记载孙与葛廉夫的谈话，主要依据这篇文章。葛廉夫也诊断孙中山得的是肝病，但从诊病的过程看，孙中山对他似乎并不信任。至于他后来是否继续给孙中山看病，缺乏更详细的材料。不过有更多的材料显示，胡适倒是推荐过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叫陆仲安的，为孙中山治过病，但那是在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出来以后的事了。从孙中山对待葛廉夫的态度看，他显然是不愿意看中医的。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医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即后来的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成绩最好的学生。毕业以后，在澳门开诊所，悬壶济世。那时的澳门，与内地一样，仍是传统中医的天下。因此，孙中山就成了中国籍西医师，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我们在澳门市政厅档案馆保存的《镜海丛报》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澳门的知名士绅，为孙中山行医联名做的广告。孙中山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行医时也有很好的口碑，因此他更倾向于西医是可以理解的。孙中山的病从一开始，便与中医还是西医的争论连在了一起。1月26日，孙中山病情急剧恶化，已到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他究竟是去了医院，还是请中医来为他治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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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6日下午6点，为孙中山进行外科手术。主刀者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礼也参加手术。打开腹腔后，眼前情景令医生们大吃一惊：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孙中山病理报告协和医院保存至今，照片虽经过复印，仍可清晰辨认出肝脏之上的浅颜色结节。医生们发现孙中山整个腹腔的脏器粘连扭结，符合晚期癌症多处转移的诊断。主刀医生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活检号为S—6825。病理是由后来担任协和医院第3任病理科主任的胡正祥完成的。当晚在由德、美、俄3国医生对切片进行检查后，断定是肝癌晚期。以当时的医疗条件，的确无药可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又只好缝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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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后，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第301病室。手术过后的最初几天，孙中山反应良好，1月27日的午后，甚至提出还想吃点儿东西。29日医生的报告也显示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证明手术后效果良好。但很快，在短暂的稳定之后，孙中山的病情再度急转直下。2月3日，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邰乐尔以及刘瑞恒代理院长，将实情告诉孙中山，“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医生们此时还发现，孙中山的肝病，其实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孙中山的肝病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症状了，1916年左右，他就时常感到胃部不舒服，可惜当时一直是当作胃病来治。有人推断，最初可能是一种寄生虫寄生于孙中山的肠胃，引起病变。由于没有及时医治，病变逐渐扩于肺部肝部，成为肝癌。孙中山长期生活在热带蚊虫孳生的地区，加上饮食、环境等原因，加剧了此病的发展。孙中山确实得过很严重的胃病，百般医治无效。后来陈其美向他推荐日本东京名医高野太吉，陈其美患有严重的胃肠病，腹泻带血4年，中外名医束手。接受高野太吉医治后，痼疾全消。孙中山在去看过一次后，却对这个东京名医的方法，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发现，这个医生对胃肠病人的治疗观念，与西医完全相反。这个日本名医所提倡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呢？一般得胃病的人，应该多吃软的食物，像粥啊、牛奶等等，尽量少吃或不吃硬的食物。而这个高野先生却强调要尽量多吃坚硬的食物，这就与西医和传统观念完全相反。孙中山自己就是吃粥、奶、肉汁儿等调养为主的，所以他产生怀疑。但是因为用传统办法治不好，所以他还是按照高野要求，尽量不吃肉类油质及粥等软的食物，而多吃蔬菜等能排流动物的硬质的食物，结果他的胃病很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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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胃病康复以后，有一段时间偶尔又吃肉、粥和牛奶等食物，病又复发。从那以后，孙中山一直坚持高野太吉的饮食疗法，保持身体的健康，直到这次因肝病卧床。据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自己回忆，从胃病治愈保持健康至今，已经有10年了。到底孙中山这次的肝病，是不是10年前肠胃的病变所引起的呢？孙中山的胃病按他的说法，应该是完全治好了。但他在《孙文学说》这部书里又谈到，近两年胃病又有发作的迹象，说明还是没有从根上彻底消除。至于他的胃病是否最终引发了肝部的病变，或是像有人推测的是一种寄生虫，就不好说了。不过孙中山因为高野的疗法，坚持戒除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以及辛辣的食品，坚持吃蔬菜，比较硬的饭，吃鱼、水果等。可以说，比较早的实践了健康食品的疗法。1925年2月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已超过10天。院方在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以阻止癌细胞蔓延，这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最后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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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后，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事前往北京陪伴。1月26日，当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汪精卫一人。很快，国民党便将在广州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迁来北京，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7人委员会名单： 汪精卫、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陈友仁和李大钊。前面6个是国民党的元老，李大钊是共产党人。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又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前苏联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庭。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鲍罗庭身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前苏联驻国民党代表的两重身份，孙中山又委任他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鲍罗庭此时也以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他是被容许随侍在孙中山病榻前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对于鲍罗庭最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的情况，以前基本没有提及。但从后来汪精卫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等文件，都提到有鲍罗庭在场。孙中山一个叫马湘的随身警卫，后来出了一本回忆录。他回忆在孙中山做手术的时候，只有4个人被允许接近孙中山。这4个人是鲍罗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由此可以看出前苏联在国民党中地位的重要和特殊。

　　2月17日，在连续使用镭锭放射治疗八九天后，孙中山的病情仍无好转。当天晚上11点，代理院长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院方，发出《致孔庸之先生转孙中山家族暨国民党员诸君的信》。信中说：“孙先生之生存已无希望，因为镭锭其用48小时为限，而先生今用已40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接到通知，随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孙中山说：“我正在接受西医的治疗，却偷偷的吃中药，这是不以诚实待人！”坚决主张出院以后，再服中药。2月18日，孙中山出院，迁入铁狮子胡同23号，原民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这时，孙中山身边的人都认为，医院虽然已经宣告绝望，但是仍应当采取一切方法，挽救先生的生命，于是有人推荐了中医陆仲安。陆仲安曾用黄芪治好过胡适的肾病，因而认为如果由胡适出面，孙中山可能不会过于严厉的拒绝。 tujian.org

　　大家都公推7人委员会里的李石曾，去找这几天在天津办事的胡适。胡适知道来意以后，开始还觉得推荐医生的责任太重，因而有为难的神色。到北京见到汪精卫等人，都说此时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考虑，而且因为先生平时对胡适很客气，再加上胡适本人又有被治愈的经验，所以由胡适去说，是最合适的。罗家伦在《国父年谱初稿》下册里，记录了这段经过：胡适找来中医陆仲安，与他一同前往铁狮子胡同，胡适先进去见孙中山。孙中山称呼胡适的字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回答：“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时，在旁边的宋庆龄急忙说：“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说完就握着先生的手腕，孙中山点点头，神情凄婉，似乎不忍心让夫人难过，乃伸手把脸转向里侧，宋庆龄即转身往床的内侧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孙中山病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来到了铁狮子胡同。他记下了孙中山对看中医一事所说的话：“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tujian.org

　　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2月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医生们建议，恐怕是应该留下遗言的时间了。从他入院以来，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少数几个人，在征求了宋庆龄的意见之后，站立在孙中山的病床一侧，要求他作出最后的指示。这几个人是：他的儿子孙科，他妻子的长兄宋子文，他妻子姐姐的丈夫孔祥熙，以及汪精卫。

　　孙中山向站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发出警告，说在他死后，危险和软化将会出现。汪精卫在矢志不渝的做了保证之后，请求孙中山给予指示。孙中山询问还有什么话要他说。汪精卫提议朗读已经写好的遗嘱草稿，如果孙中山同意，他可以在这个草稿上签字；如果他希望对草稿修改润色，汪精卫将以记录员的身份奉命行事。孙中山在听完了145个字的遗嘱以后，颌首同意说：“好，我赞成！”关于孙中山的遗嘱撰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孙中山口授了这份遗嘱，汪精卫只不过是笔录而已。有的说遗嘱在呈送孙中山之前，就早已经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通过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权威说法是汪精卫，汪精卫还同时提出一份致家属遗嘱草稿，孙中山也表示同意，但他当时并没有对这两份遗嘱签字。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3月11日，孙中山已至生命垂危之境。宋庆龄扶着孙中山颤抖的手，在他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字。这天同时签署的，还有一份致苏联遗嘱。他的《政治遗嘱》这样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弥留之际，孙中山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终年58岁。3月19日上午，宋庆龄、孙科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按基督教仪式，为孙中山举行家庭葬礼。19岁时，孙中山受洗成为基督徒，临终之前，他曾清楚的表示，他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去世的。葬礼由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牧师主持，广州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和孔祥熙先后致悼词，葬礼之后，孙中山灵柩被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从上午10时起，闻讯而来的各个团体、学校以及中外送殡人士已逐渐前往。从协和医院到中央公园，一路上全站满了人。

　　这万人空巷的场面，真是北京空前未见的景象。从3月24日开始，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中外团体及个人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各界送来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0多副，横幅500多件。10天公祭，参加吊唁者达76万多人。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再由中央公园移往西山碧云寺暂厝，北京再一次出现倾城而出的盛况。送殡的行列，长达四五里。几十万人守候在路边，为他送行。为什么要把安放在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称为“暂厝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把灵柩没有正式安葬之前存放的地方，叫“厝”。孙中山的陵墓建在哪儿合适呢？《老照片》第33辑插页《即将竣工的中山陵》记载：“1912年3月，孙中山来此打猎时，曾说过‘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掊土，以安躯壳尔……’1925年先生去世,遵照先生遗愿,葬事筹委会到钟山实地勘察后，最终建陵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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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宋母与家人在钟山为孙中山选墓地，孙中山既说过死后葬在什么地方的话，国民政府建都也在南京，因而把他的陵墓建造于此，就成了合乎各方愿望的事情。当时年仅32岁的建筑师吕彦直所设计的方案中标，并由他本人监督施工，3年告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山陵刚刚完成时所拍摄的一组照片。1929年3月18日，就在中山陵主体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建筑师吕彦直却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时年仅35岁。中山陵工程大体告竣后，国民政府随即组成奉安委员会，派林森等为迎榇专员，赴北京迎接孙中山灵柩南下。这是5月22日恭迎孙中山灵柩时，炮队鸣礼炮21响致敬的照片。这是迎榇专员郑洪年与护灵处处长马湘等，恭迎灵榇的情景。

　　5月26日，孙中山灵榇离开北平，这是路经西直门时，北平各界夹道恭送的情景。下午，灵榇到达前门火车站，启行南下。下午5时整，孙中山灵车准点启行，这是孙中山灵柩最后被送上火车的一刹那。5月28日，孙中山灵柩运抵南京。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遗体安放仪式。这段珍贵的影片资料，纪录了孙中山遗体最后被安葬在南京中山陵的情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孙中山先生得的是肝癌，因为协和医院当初就是这么诊断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这个说法，孙中山本来已经确定的死因，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谜。孙中山到底死于什么病？这一诊断上的改变，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尸体被运回协和医院，由协和医学院的外籍讲师保罗·史蒂文森负责，做尸体的防腐处理。第二天，由当时的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负责进行尸体解剖。当时对孙中山尸体解剖仅限于胸腔和腹腔，因为孙中山得病主要就在肝部、胃部。对胸、腹部取出的器官进行病理分析，其余的送往协和医院焚化炉火化。尸检报告出来以后，得出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诊断结果——胆囊腺癌。医生这时才发现，孙中山的病是癌细胞侵入肝体以后，阻塞胆管，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所形成的。关键的病变部位，是胆囊和胆管。我们再来看那份编号为9954的孙中山病理报告，那遍及肝脏大小不等的浅颜色结节，揭示了孙中山病原的秘密。是胆囊腺癌夺走了孙中山的生命。尸体解剖完成以后，孙中山的内脏器官和病理报告，就一直存放在协和医院。这就是那份编号9954的孙中山病理报告，一共13页，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有关方面的专家，在对这份病历进行鉴定时，发现它并不完整，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细查才知，原来孙中山的病理报告和肝脏标本，曾经失窃过，而失窃的原因，至今不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随即强行接收了协和医院。当他们发现孙中山的肝脏切片和一册总理临床记录照片时，如获至宝，立即严加看管，并不准中国人触碰和过问。但日本人的举动，却让南京的汪精卫很是着急。他急忙派出大汉奸褚民谊赴北平交涉。经过协商，日军同意交出孙中山的肝脏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42年3月25日，汪伪政权在与冈村宁次再次接洽后，日方将之一一交回。3月27日，孙中山的肝脏标本被从协和医院取出带回南京，4月1日，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了标本的安放仪式。但是很快，汪精卫又把它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经汪精卫同意，有一些标本、切片和临床记录照片，被交给了上海雷锭医院的汤齐平医生保管，规定仅供医学研究之用。抗战胜利前，褚民谊认为有机可乘，便强迫汤齐平将孙中山肝脏标本全部交出，据为己有。1946年，褚民谊作为大汉奸被关押在苏州模范监狱，他想起了这棵救命稻草。于是他上书蒋介石，愿将他珍藏的孙中山肝脏标本献上，以免死罪。蒋介石将此事交军统局毛人凤办理。毛人凤指派叶翔之和沈醉前往苏州，在褚民谊亲戚家里，取回了孙中山的肝脏标本。而褚民谊仍然由于他的汉奸罪名，被处以死刑。 tujian.org

　　蒋介石在找回孙中山的肝脏标本以后，就将标本交给了中山陵管理委员会来保管。但是后来战乱又起，这些标本、切片最后还是丢失了。这些东西最终散落在了哪里？是在战火中烧掉了，还是被抢或被盗了？都没人能说清楚。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2003年，协和医院的董炳琨、杜慧群和张新庆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份军统局郑介民上报给蒋介石的文件，文件日期注明是1946年5月22日。报告内容和传说基本一致，从而证实了孙中山肝脏标本失窃的传说，确有其事。冯玉祥一直痛惜自己没有见到孙中山。他把孙中山请到了北京，可他自己却在奉系张作霖的压力下黯然隐退。一年以后，当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上时，冯玉祥的军队成为他们在北方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军。孙中山去世时，他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曾很感慨地说：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甚至几个月，中国的局势也许会完全改观的。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正在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也举行仪式，悼念他们的领袖。周恩来宣读了悼词，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领黄埔的军校学生，东征惠州的陈炯明，以完成孙中山未了的心愿。这支只有数万人的学生军，成为一年以后北伐军的核心。他们完成了孙中山多次北伐也没有完成的心愿，打败了北洋军阀。 tujian.org

　　美国合众国际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预测：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因为他能够掌控军队。合众社认为，正在北京主持孙中山葬礼的汪精卫，是蒋介石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

　　孙中山已经安息，可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内部，却开始产生了纷歧。国民党的一群要员，借参加中山先生葬礼之机，在西山他的临时陵墓前集会，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内势力日渐壮大的共产党。1927年革命阵营分裂，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孙中山去世以后两个月，五卅运动爆发，工人与市民投入政治运动，下层民众的政治热情在国共两党的鼓动下，正在喷发出来。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思想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孙中山逝世时，运转了近十年的共和政体已经磨损得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广州已经是党治的天下，不再有非常大总统，也没有残缺的国会。北京城里，军阀横行，不仅没有了国会，也不再有大总统。辛亥革命留下的民主政体，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孙中山的去世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但由他孕育出来的，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