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湖南的游击队胜利会师。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六十年前，他们打游击迎接解放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老游击队员田庆丰向本报独家披露长沙和平解放前夕的游击战斗经历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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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庆丰，1927年生于浏阳北盛，1949年1月加入浏阳地下党领导的“自救队”，后整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第四支队，参加了长沙解放前夕的游击战争。长沙和平解放后，参与了浏阳市北乡新政权的组建工作，后进入公安战线，1981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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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战斗、两次“入党”……虽然已是82岁高龄，但老游击队员田庆丰仍对60年前的战斗经历记忆犹新。解放前夕，田庆丰所在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第四支队转战于浏阳山区，多次与国民党部队正面交火，英勇的游击队员屡屡将对手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地方游击武装力量的存在，为长沙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助了一臂之力。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亲人被害、家被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小立志参加革命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27年4月，田庆丰出生在浏阳北盛一户农民家庭。1930年，其三叔父田凡钦因参加革命不幸被敌人抓捕，并在沙市遭杀害。田庆丰家因为是亲戚，也被敌人一同抄家，所有好一点的东西都被扔在地上砸烂。虽然当时田庆丰只有3岁，但亲人被害、家被抄的悲惨一幕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我就立志参加革命队伍，往大了说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从小了说也是为了报家仇。”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48年秋，国民党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在后方的统治也出现动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在浏阳一带组织地下武装。浏阳籍地下党员赵贵兴、周秋保等回到浏阳开展组建工作。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他们到浏阳后，与王震的叔父王贵龙商议，联合当地思想进步的士绅等人，督促伪乡长王化成立了“自救委员会”，下设自救队。田庆丰正是1949年1月参加的自救队，主要任务是收缴当地乡保政权的枪支。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一起派去的20多人中，有5个人是革命烈士的儿子或侄子。我们很顺利地夺取了当地一个乡保的枪支。”田庆丰告诉记者，当时的形势非常微妙，北盛一带驻扎着国民党警察部队，离自救队距离不过1公里路，为保护自己，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打着开明乡绅的幌子，以维护社会秩序为掩护，麻痹了敌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反围剿、打伏击、击溃战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三次战斗均获胜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据《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记载，1949年6月19日，省工委委员来到浏阳永安，召开浏阳县工委干部扩大会议，决定以地下党员为骨干，将浏北游击队、陈金财游击队和湘赣边区人民自救纵队三支武装合并，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第四支队。支队下设3个大队，9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共有1200余人。 tujian.org
当时，田庆丰就是三大队七中队的一名战士，“在解放前夕，我参加了三次战斗。”田老自豪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一战：反围剿。田庆丰回忆，第一次是在1949年6月的一天，部队分散驻扎在蕉溪岭的山中，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一大队因为没有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后，国民党部队进一步包围了三大队九中队。田庆丰所在的七中队就驻扎在九中队旁边。“听到九中队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了，我们急忙赶过去增援解围。敌人在山头架起机枪向我们射击，一梭子机枪子弹就打在我脚下的泥土中，我们连忙跳入河中，以河岸为掩护边射击边向前冲锋，敌人抵挡不住我们的内外合击，匆忙向北撤去，我们在帮九中队解围后就往南撤，与敌人脱离了接触。” tujian.org
为避免遭到敌人的合围，当晚部队急行军，“一直走了几十里路，到了一处叫‘古山’的地方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疲惫极了，三三两两靠着凳子就睡着了。”田庆丰回忆，第二天部队继续行军，直到抵达安全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二战：打伏击。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溃败后，由北往南撤，经过浏阳淳口一带，游击队决定打个伏击战。“打大部队我们实力不够，所以采取了截尾战术，打他们的后卫，这次战斗是由七中队和九中队一起打的。九中队躲在房子里，我们七中队就埋伏在旁边的一个山头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人根本无心恋战，匆忙逃跑，“这一仗抓了不少俘虏，其中还有一名国民党青年军官，据说是一个高官的儿子。我和另一个队员陈常棉追到山头上也抓了一个俘虏，缴了他的枪。因为立了功，组织上还奖励我们每人一块光洋。”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三战：击溃战。1949年7月的一天，田庆丰所在的部队打了解放前的最后一战。一支国民党的散军来到洞阳一带胡作非为。当晚，游击队从洞阳与砰山交界处发起冲击，“我们放肆吹号，搞得敌人弄不清楚我们到底来了多少人，没打多久他们就乱了阵脚，到处乱跑了，”田庆丰笑道，“缴获了敌人大批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有20多人持械投降。”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第一次入党未留下书面材料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意外“入了两次党”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打游击的日子很艰苦，游击队没有军服。吃在地主家，晚上就在百姓家借宿，” 田老感慨地回忆，“我们经常就是把门板卸下来，睡门板上。”为了安全起见，部队经常变换驻地，一个地方最多呆上一两天，有时一个晚上行军几十公里。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49年8月，长沙实现和平解放，田庆丰所在的三大队在浏阳西乡与解放军相遇后，即进驻浏阳县城(今浏阳市)，同年9月开赴永安整训，后返回浏阳县城整编。“许多人整编后回了老家，也有人正式加入了解放军。”田庆丰回到老家担任农会组长，并参与了浏阳北盛一带的新政权组建工作，后进入公安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别人入党只入一次，我却入了两次。”田老幽默地对记者说。原来，1949年6月，部队在作战期间，田老所在的七中队指导员周汝松发展田庆丰和另一位队员任波入党，“那时我们是秘密宣誓，也没有交入党申请书。”田庆丰回忆，但解放后，游击队整编解散，指导员也去了别的单位。因为入党时没有留下书面的材料，田庆丰和任波都没办法向党组织证明自己曾经入党。1952年，在乡镇工作的田庆丰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获得批准，“再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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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湖南有多少游击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据史料记载，到1949年6月，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游击队武装发展到4万多人。5月至6月，省工委对全省游击武装力量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队伍主要有：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湘中地区，有“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邵阳地区有“湘中第二支队”；宁乡、益阳、安化、湘乡边缘区的“湘中第三支队”；长沙、浏阳和湘赣边界的“湘东第四支队”；还有衡西地区的“湘中第五支队”。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被省工委策反过来的国民党武装，在和平解放进程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49年4月，刘人奎率湖南省保安独立团1100余人在浏阳永安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指挥。省工委即派人到该部进行整编，确定该部番号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独立支队，任命刘人奎为司令员，胡慎行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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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敌人重重盘查乔装进长沙探敌情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采访家住天心区涂新社区的龚健山老人时正值7月初，骄阳似火。而60年前的7月，龚健山为帮助所在的游击武装队伍准确掌握敌人军事部署，乔装成农民，混过了敌人重重关卡的盘查。当他进入当时重兵把守的长沙城时，“河堤上架着敌人的大炮、重机枪，湘江里汽艇狂乱行驶，街上巡逻队、宪兵、警车横行，几乎没有行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龚健山回忆，当获悉长沙和平解放后，游击队员和解放军战士与老百姓一起燃起了篝火，“大伙在晒谷场上放鞭炮，敲锣打鼓，唱歌扭秧歌，尽情欢呼！”后来龚健山所在队伍随解放军大部队南下，并在衡阳县就地改编，龚健山先后参加了衡宝战役、湘西剿匪，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部队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48年程潜回湖南担任省政府主席，提出抗丁、抗粮、抗税，并自组武装。 tujian.org
当时，刚满18岁的龚健山从沙坪乡下来长沙城找工作，“我站在天心阁附近看招兵告示，被一个陌生人带着加入了正在组建的湖南省保安独立团。”“这支部队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控制，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既无枪支，又不发军饷。”龚健山回忆，1949年，白崇禧部队从武汉撤来长沙后，为避免被白崇禧掌控，龚健山所在的部队从黄花驻地向浏阳永安移动，并在永安宣布脱离国民党，正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地下党则派来胡慎行担任政治委员。 tujian.org
起义后藏身森林打游击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起义后，这支部队进入大围山、普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为躲避敌人围剿，部队晚上转移，白天隐藏在山上森林中。“松树上的毛虫、地上的蚂蚁，每天围着我们叮咬。为防止敌人发觉，部队严格规定三不准：不准打手电、不准抽烟、不准讲话咳嗽。用竹子做成绑筒，敲打联络暗号，每晚联络的暗号都有变动。” tujian.org
“在打游击的同时，胡政委组织成立了宣传队，唱革命歌曲，向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早日解放湖南、解放全中国。”龚健山也成为宣传队的一员。 tujian.org
1949年6月下旬，队伍离开浏阳山区，来到长沙县春华山一带，打击白崇禧部队从岳阳溃退的散兵，并接应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当时青黄不接，龚健山和队员们的口粮就是红薯、土豆、荞麦粉，也常常是吃了上餐就没下顿。龚健山感激地说，南下的解放军了解到他们的困难后，主动把从北方运来的小米、高粱米、玉米提供给他们。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为打探敌情乔装进长沙城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当时，长沙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每天都有地下党员来到部队驻地向胡慎行政委报告敌人的动向，一天多的时候有10来人。龚健山正好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工作，根据司令部交待，凡外来人员必须进行盘查，“接头暗号就是‘红帽子’”。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为更准确掌握敌人军事部署情况，7月初，龚健山和司令部的一参谋去了一趟长沙，“我虽然不懂侦察工作，但是讲得一口长沙话，在长沙天心阁又有亲戚，所以上级便选择我参与执行任务。”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两人乔装成农民，头戴烂草帽，脚穿草鞋，龚健山还提个竹篮子，里面放一只母鸡、20多个鸡蛋、一包茶叶，混过了很多哨所的盘查。到了浏阳河轮渡时，敌人查得非常严密。“参谋和我以叔侄相称，并故意把肩膀勒出红印，把手在地上擦得又黑又脏，跟农民一模一样，混过了河堤上的关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到处是敌人的大炮、重机枪，从浏阳河西岸到小吴门都是敌人的巡逻队，傍晚来到天心阁附近在一家小店铺借了宿，小店铺关门后，店老板与参谋在一小角落里点着油灯，低声细语、指指划划。后来我才知道，小店老板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第二天大早，龚健山和参谋沿着湘江河岸一直走到轮渡码头，偷偷了望敌人在湘江两岸和岳麓山的军事部署。“长沙城里店铺紧闭，百姓都不敢出门，后来我们想借口游天心阁多了解些情报，但被守卫哨卡拒绝入内。中午时分我们出城，徒步走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春华山，顺利完成了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作者：本版撰文 记者 林俊 实习生 刘桓羽 制图 何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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