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匾额能成为文化景观吗？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张 浩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匾额艺术在传统艺术形式中是最为醒目的一种。”姚远利说。作为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他在收藏匾额十年之后，觉得是到了该“发挥匾额当代功用”的时候。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讲究含蓄美的中国传统器物中，匾额的确是个异类，与“深藏闺中”的瓷器玉器相比，无论是达官贵人，或是山村野老，都愿将其“高高挂起”。得到一块诸如科举匾额博物馆中李鸿章所题匾额，该家族就像通过了ISO质量体系认证，美名流芳。也正是基于匾额醒目的地位，才有古人云：“以匾研史，可以佐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匾额的兴衰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姚远利谈到匾额起源时就说：“匾额产生的理论基础来自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它从诞生伊始就是治理国家的一种行政行为。甚至可以说用匾额这一新形式来统一和规范全国的文字标识，是中国第一部标识管理法。”秦朝之所以创造这一形式，也是来自结束诸侯割据、实现全国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自秦以来，历代帝王于匾额赐名着力颇多，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北京正阳门北面第一座大门(如今毛主席纪念堂所在地)匾额的命名：大门在明代永乐年间建成后，明成祖朱棣揭额定名为“大明门”，意为大明之天下。满清定都北京后，顺治帝改门名，赐额“大清门”，其政治含义则是中国乃大清的天下。中华民国成立后，选定了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本想把石匾拆下在背面刻上“中华门”即可，待将石匾拆下后才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想到了这个办法，于是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来题名“中华门”。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民间标名挂匾也是一件大事。“状元第”、“进士第”、“大夫第”等多为御赐，标名、教化作用合二为一，即便是“南阳世家”、“临川世家”等标名匾额，也含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宣扬出主人的品格。同时，古代名士们看到了匾额的传播价值，于是将其作为自我品德的一种彰显，扩展了匾额的功能，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便是佳话。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近代以降，窄长标识牌逐渐取代了匾额，成为承载官方机构标识的首选。采用这种方式虽已成惯例，不过其历史沿革却有个中缘由。据姚远利介绍，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悬有此类形式木牌，但都是商家招牌或招幌。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之时，因其时日本房屋都是低矮风格，便将此种形式带回日本，用于门第标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日强，中国在很多地方都仿效日本，而且去往日本留学者众多，又因与日本文字相通，遂将窄长标识牌当新事物拿来应用。清末民国之时，时局动荡，国家混乱，各类临时机构多如牛毛，且办公场所多为旧建筑，变化无常，故多沿用此种形式。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巩固政权是首要任务，并且当时的财力和时间也不允许大兴土木构筑政府办公场所，因此采用这种方便的标识形式也在情理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多年沿用下来的习惯力量并不能抹杀匾额两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价值，在褪去笼罩在匾额头上的官方色彩之后，我们依然能发现它作为“实用工艺美术品”的独特价值：匾额这种长宽形制，可随建筑高低变化而变化，适合所有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宏大建筑，并保持着一种和谐的比例；无论是屋顶还是墙面，现有的国家和政府大楼在设计之初都注入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元素，匾额加入其中能比较和谐；现在的建筑比古代高大，悬挂匾额会比古代更加清晰显著，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比窄长标识牌更能引人注目。 tujian.org
商业匾额在当代的应用也证明了这种传统形式能够长久不衰：在“全聚德”、“同仁堂”、“过桥米线”这些老字号的品牌价值中，它们的“金字招牌”便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姚远利则认为，古代的商业匾额只是属于民间匾额体系中的一部分，因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内涵，所以被排在末位。如今商业成了匾额应用的主流，也反过来证明匾额在当代的应用还有很大的空间。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那么怎样才能让匾额“正本清源”呢？姚远利提出，要将匾额作为政府机构标识，使其展现出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外在形象，从而引领文化发展潮流。从现有建筑来看，故宫作为封建社会“政府文化形象”的最高经典，便可当作典范：其中有众多标识名称的匾额，它象征着皇权，同时也蕴含着治国理念，成为了故宫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此，他向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女士提供了关于北京市国家机关应用匾额来统一标识的建议，目前相关提案已经由茅玉麟委员在今年“两会”中提出。姚远利认为，方案一旦实施，星罗棋布在长安街两侧和市区最显著位置的国家机构便可造就一个巨大的“政府文化景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