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季羡林在北大校园散步(1997年10月10日摄) 季羡林留给我们什么？ “智者乐，仁者寿。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玉缀说，“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对记者说。 “季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强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观点，即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为贵’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所面临的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愈加枯竭、战乱不断等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程玉缀说。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论道。 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程玉缀回忆起北大广为传诵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着朴素。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对他说，‘我要去报到，行李太重，你帮我看一会儿。’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报到回来。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发现主席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人。” 对外界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项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先生经常参加北大很多文科战略研讨会，被学生们称为‘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有新意’的‘三必先生’。”程玉缀回忆道，“季先生得知后说，前两‘必’封之无愧，但后一‘必’实在担当不起。” 王邦维对记者说：“读研时到图书馆借书，因为一些书只有教授才能借阅，不对研究生开放，我就对季先生说了实情。季先生二话没说陪我去了图书馆。我在看书，他在旁边一直陪了大半天，直到我读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季羡林也关爱有加。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党委书记李遵清回忆说：“当得知人民大学斥巨资保护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资料时，季先生连声称好，并欣然题写了‘功德无量’四个大字。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乐黛云说，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 “季先生曾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乐黛云说，“季先生的这个观点和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 “为传承文化遗产，季先生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以切实行动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汤一介说，“对于并不完整的中国佛教史，季先生建议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西域佛教、西夏佛教、南传佛教等都包含在中国佛教史中，这对中国佛教史向外辐射意义重大。只可惜，季先生没能看到这部书的正式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从季先生的学术人格和学术生涯中，应该让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我们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单一的知识体系，更不是功利体系，而是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对组织管理的运用发挥着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