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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登顶珠峰第一人”陈钧钧的自述 |
2009-0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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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雪山归来，带着迷人的风采…… 安徽省马鞍山市青年教师陈钧钧5月17日上午10时成功登顶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安徽登顶珠峰第一人”，也是全国首位登顶珠峰的教师。 陈钧钧的成名不属于“一夜之间”，早在此前他就已成功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8201米的卓奥友峰，又以“青衣佐刀”网名在网上发帖《8201米的坚守》，因图文俱佳而拥有了众多的铁杆山友和网友“粉丝”。只不过，这次他的名气更大了——而这要归功于登顶珠峰的“符号价值和意义”。 “下山后，我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妻子的，开口就说‘九死一生，活着真好’。”陈钧钧向记者回忆道。 登顶珠峰期间，陈钧钧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他为什么选择登山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还是让我们听听他的自述，探寻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文革期间，我还是孩子，父亲是地质队员，我们一家常因他右派的身份而备受歧视，但父亲珍藏的一套登山邮票，却一直让我做着一个向上的梦。” “2003年为纪念人类登上珠峰50周年，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那次民间攀登，8844米空间的震撼又重新触动了我巅峰上的那个梦。2007年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08年海拔8201米卓奥友的攀登算是我攀登珠峰前的两场热身了。” “但2009年春季的这次珠峰攀登，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 “噩梦是从海拔7790米的C2营地开始的，5月16日，从C2营地到海拔8300米的C3的突击营地途中，我的氧气面罩坏了3个，虽然幸运地找队友和向导借到了他们备用的氧气面罩，但那天的攀登将近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无氧状态下完成的。” “我不知道那段路程对自己体能的消耗有多大，只是感到自己的双腿从没有那么软过，眼看着最后几名队员也慢慢超过了我，这种经历以前从没有过。慕峰和卓峰两次攀登我都是第二个到达峰顶的。” “在海拔8200多米的地方，我又拉了肚子。后来，我连队友们的背影都看不到了。当远远地看着向导旦增的背影也消失在一堵崖壁之上后，我累得甚至连害怕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天，我最后一个到达C3营地。” “整个C3营地都是建立在一个冰岩混合斜坡上的，斜坡有30度至40度的样子，帐篷下面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让人在帐篷里休息时不至于滑坠。营地周围有好几具尸体，尸体被破碎的帐篷和睡袋包裹着，因长年被风吹着，一部分的躯干裸露在外了，皮肤呈苍白色。后来听山友阿忠说‘华仔和向阳的帐篷下就垫着一具尸体’。” “那晚我的双人帐篷里却住着4个人——高山摄像格桑、华仔的向导旺堆、我和向导旦增。我的晚餐是一听八宝粥和奶茶。八宝粥已经是冰块了，用高山小汽炉先将冰雪融化，将一锅冰雪融化到烧开需要40分钟以上，把整听的八宝粥放到锅里加热后，将盖子扯开，再用勺子一点点将冰碴状的粥掏进锅里，再烧上10多分钟就能吃了。” “对于绝大部分登山者而言，突击营地C3是用来休息而不是用来睡觉的，只能和衣裹着睡袋躺上个把小时，通常夜里11点就要起来，烧水做饭。攀登途中，我喝水一向很少，这次我想将那台4斤重的单反相机背上去，为了减轻重量，不想背水壶了，我对旦增说‘我俩能不能喝一壶水，旦增答应了’。” “17日凌晨1点，队伍出发了。那天的北壁没有一点声音，夜色凝重，虽然气温零下30度，但一起风就是零下40度了，带着双层手套，走一会拿着主锁的那只手也会被冻得受不了，就得换另一只手。从C3到顶峰共有3个10多米高崖壁要攀爬，俗称‘三个台阶’，也是攀登的3个难点。” “一个多小时后，当我正攀爬至海拔8500米处的第一台阶上方，听到我头顶上的阿忠急促地叫喊着，借着头灯的光亮，看见阿忠上面有一队友踩松了两块小石头，从我面前落了下去。顺着石头坠落的方向，我看见下方是江苏昆山的张宇，再向下就看不清楚了。” “当我一边庆幸石头不大，一边抬起头向上看时，突然，我的心倏地收紧了，眼睁睁地看着又一块比墙砖还大的岩石松动、坠落，划破我头灯的光柱，无声地砸落到台阶下的人群里。那里正聚集着等待攀爬的十几个山友和向导，直觉告诉我‘要出人命了’。那只是一瞬间发生的，夜色里，一点声音也没有，甚至人被石块砸倒下去的声音都没有。灯光下，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双穿着黄色登山鞋的双腿无声地倒在了崖壁下。” “在那个寒冷而充满死亡气息的凌晨，攀登的乐趣突然消失，留在身体里的是对生命一种深深的痛惜和怜悯，攀登的过程开始充满不安和担心。” “从第一台阶到第二台阶，大部分是在崖壁上横切的，路只有一个脚宽的距离，保护绳更多的作用是心理上的，一旦滑坠，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夜里攀登，是不能带雪镜的，那天的风干冷强劲，以至于当我快到达第二台阶时，右眼疼痛难忍，视力已经模糊不清了。” “那时，东方已露晨曦，突然我看见在距我右下侧五六米的崖沟里，俯卧着一个女子，一动不动，腰上系着一根绳子，像刚刚摔下去的样子，她的皮肤白皙，脸型很像我的一个队友。我对旦增说‘有一个队友挂了。旦增没有搭理我，只是一个劲地催我快走’。” “快到第三台阶，在一个刃脊靠尼泊尔方向的雪坡上，我看见一具尸体被裹在睡袋里，睡袋被风吹得破碎了。在风中，有一只手抬起的样子告诉我，在最后的时刻，他都没有放弃，还在呼唤着什么，这让我伤感了好久。” “我最大的险境是在登顶下撤时发生的。在第二台阶上等待堵塞的队伍下撤时，我发现自己的氧气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完了，在艰难地下到第二台阶后，向导旦增帮我找到了半瓶氧气。那时，旦增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我见他寒冷和体力消耗过大，便叫他独自先行下撤了。当我发现氧气面罩上连接氧气瓶的那根黑色橡胶管早已被冰冻堵塞不能使用时，旦增和其他的队友已经走得很远了。想呼喊他们，嗓门却因缺氧过久和寒冷过度已经发硬，根本发不出大点的声音。” “那一刻，绝望和对死亡极度的恐惧突然降临在海拔8650米那个高度上。我不是英雄，我感到有一种蚀骨的凉意从头顶直到脚心，让我全身肌肉紧张得再也跨不出一步路了。像梦魇一样，欲叫无声，欲跑却迈不动一步。在那个高度上，我的思维似乎已经停滞，已记不清停留了多久，然后才恢复了思维，最先想到的就是那千里之外温暖的家庭，想着儿子和妻子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回来的样子。我对自己说，就是爬也要爬到爬不动不止，我必须活着，否则家就完了。” “那时候，氧气面罩罩在脸上，就像一具已经死去的章鱼吸附在脸上一样，冰冷而光滑，让我透不过气来，试图将面罩取下，但那时珠峰上强劲的风如刀般砍在脸上，几近窒息，只好将面罩重新戴上。我先是走五六步就要停留一段时间，后来二三步就要停留下来，体力越来越弱。” “那天从下午1点多钟开始，350米的垂直高度，一直到晚上8点40分我才下撤到C3营地，期间经历10多次滑坠和摔倒，每次生死都在毫厘之间，当我蹒跚挣扎着钻进离营地最近的一个帐篷时，我的体能和意志几近崩溃。” “那顶帐篷恰巧是江苏山友吴文洪和贵州山友老罗住的，他们刚从C2上来，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尽管如此，老吴还是热情地为我倒水，并和老罗忙着给我输氧。这场景现在我还能回想得起来。对于我来说，那天老吴的帐篷胜过‘天堂’。” “下山以后我才得知，那天在第一台阶下被落石砸中的是云南山友刘向阳，幸运的是那块落石先是从一个向导的后脑勺上滑过，再砸在了向阳的面门上。即便如此，他还是当场休克了。听队员描述，血呈喷射状而出。在第二台阶下面我所看到的那个女山友，是前些年遇难的一个日本人。” “谁知，江苏的老吴也永远地‘留’在了海拔8750米那高高的雪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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