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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对马周上唐太宗书，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６０１～６４８），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郁郁不得志的马周，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份“上书”的。常何倒也诚实，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他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于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３００匹以示奖励。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即西汉的贾谊，其《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纵论历史，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存在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３个大圈，以示这８个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1] [2] [3] [4] [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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