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新政”折射公共治理之惑 |
2009-0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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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近日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务员必须学习5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这3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8月4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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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50岁以下的公务员，就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英语学了十几年，大部分人几乎还是处于哑巴英语状态。在此语境下，让50岁以下的公务员学习5门外语，这样的要求很不现实。这种带有强逼意味的公共治理存在着手段和目的不合辙的尴尬。
诚然，公务员的外语水平越高、多语交际的能力愈强，普通话和计算机掌握得越好，越能体现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也更能做好本职工作。但是，公务员毕竟不是翻译、计算机专家和播音员，而是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办事人员。只要其熟悉本业的业务，掌握工作流程，遵循制度法则，确保做到德、能、勤、绩、廉，就已经称职了。也正因为如此，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考核有严格的规定。昆明的“外语新政”，将五门外语、电脑和普通话纳入到公务员考核范畴，也有僭越公务员法之嫌。更重要的是，这种僭越或者侵凌，恰恰折射了这种公共治理的瑕疵所在：偏离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偏执追求公务员个体的能力素质。这种治理，追求的是能人治政，而非依法行政，其治理内涵依然难脱人治情境。
再好的人治也是有问题的，何况这样的苛刻人治不仅违逆法治也不合人文关怀。让人到中年的公务员们集体去学外语，而且一学就是五门，还有电脑和普通话，这样的压力自然是苦不堪言。重压之下的痛苦学习也很难取得实效，只会滋生怨气。而且，公务员们将精力耗费于外语、电脑学习中，连带影响正常的工作。在压力和怨气萦绕下，公务员们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恐怕也难尽如人意。
公共管理是一门科学，决策过程更是一门艺术。但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罢，评价公共治理应有三大原则：一是必须契合法治；二是必须要秉承人性化管理，不能对个体权利构成打折或损害；三是要有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昆明“外语新政”，除了清晰的官员个性，乏见法治共性和人文属性。这样的公共治理，在现实中能赢得相当的关注，却难以获得足够的掌声。
张敬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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