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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乙肝歧视”又成为全社会的热议话题。先有报道称，卫生部拟出台政策，要求取消常规体检表中的乙肝检测项目。随后，卫生部出面澄清说，此观点仅为专家建议，非官方意见。但“乙肝”和“歧视”这两个关键词，早已触动了大家的神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39健康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公众对“歧视”的知行矛盾，在结果中展现了出来——虽然只有6.9%的人承认自己“存在乙肝歧视”，但当面对“你是否愿意和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或患者共同吃饭”的具体问题时，33.2%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还有39.4%的人说要“看情况”。
知道歧视不对，但事到临头还是难以一视同仁。这正是歧视可怕的所在。疾病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歧视无处不在。本次民调中，48.4%的人指出，最可怕的不是被歧视对象，而是歧视本身，它才是具有传染性的“社会病毒”。
歧视存在知行不一
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或患者一起用餐时，在银行工作的李小姐反问：“一起用餐会传染吗？”同样，在深圳从事外贸工作的彭先生也坦言，自己对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不了解。
民调显示，47.3%的人认为歧视产生的原因是“缺乏了解所造成的恐惧”。
“如果一个权威的专家能在权威媒体上告诉我乙肝的传染及预防知识，打消我的顾虑后，我会愿意与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起用餐。”刚说出这句话，李小姐沉默了片刻，“不过，还是能免则免吧。”
调查中，27.8%的人认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心理”是形成歧视的原因之一。
李小姐的想法不是没有代表性，大四学生黄真，曾经在2008年做了一项关于乙肝的调查，其中一组数据令她十分疑惑：64%的受调查者明知乙肝病毒不会通过共饮共食、共用餐具的方式传播，但依然有几乎相同比例的受调查者(63%)表示，他们在与乙肝病毒携带者或患者共餐时会十分小心谨慎。
本报调查也表明，67%的人承认存在知行不一，即“不承认自己歧视某些人，但在行动上却表现为歧视”。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张智勇告诉记者，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很泛泛，行为就容易背离本来的态度。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认知尽可能细化，即不仅仅要告诉他们“不能有歧视”，而且要将泛泛的歧视细化，如告诉他们“不要歧视职场疾病患者”、“不要歧视肝炎患者”等等。
歧视出于刻板印象
“乙肝歧视”绝不是社会中仅有的歧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歧视其实无处不在。本次调查中，99.1%的受调查者认为“身边存在歧视”，其中26%的人表示“歧视无处不在”。
求职、教育、婚姻、恋爱都成为歧视的“高发区”。调查显示，“求职”是歧视最严重的领域，76.1%的人选择此项。接下来还有：婚姻(60.1%)、工作(59.1%)、社交(48.5%)、恋爱(44.5%)、教育(38.2%)、升学(37.9%)、消费(25.9%)。
在深圳工作的彭先生承认，自己单位不招收非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招聘条件在国内的求职市场上十分常见。在他看来，产生歧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僧多粥少”，以最典型的就业歧视为例，“工作机会就这么多，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却如此庞大，用人单位当然寻找更优秀的”。
本次调查中，33.2%的人认为产生歧视的症结就在于“现实竞争太激烈”。
金融从业者郭小姐认为，歧视还可能出于对某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我奶奶就告诫我，嫁人不嫁东北人，因为东北男人打老婆。”她笑着说，“我当然清楚这是一种片面的观念，我也不相信我遇到的东北人都打老婆，但我们在做任何选择时，总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吧。所以在择偶时，我可能真会忽略这个群体。”
调查中，42.3%的人认为，舆论常常类别化地看待某一类人，这是对具体个人的不公平。
“社会歧视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作‘显性’及‘隐性’的划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告诉记者，显性歧视很大一部分基于制度，比如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尽管这种结构差距在最近若干年有所改善，但依然不够；而隐性歧视，可能一部分是基于传统，比如残疾歧视，中国古代的残疾人是不能当官的，新中国刚成立时残疾人也不能上大学。
什么歧视最严重？调查中，56.7%的人首选“身份歧视”，其次是“残疾歧视”(50.7%)，“疾病歧视”占49.8%.。“外貌歧视”、“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户口歧视”的选择比例分别为41.6%、30.6%、28.0%和27.7%。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歧视
身份歧视作为最严重的歧视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大家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态度。刚刚初中毕业的方小雁(化名)，两岁多就随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此前她几乎没和城里人接触过。每次在公交车上看到城里人对着满身油漆、尘土的农民工大声呵斥或是满脸鄙夷，都会让小雁心里对“城里人”的隔膜加深一分。“城里孩子和乡下孩子怎么可能平等？”小雁说。
在公益组织“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发起人赵玲看来，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主要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社会风气造成的，也包含一些制度性的歧视，比如农民工子弟无法获得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她感叹，对于制度性歧视，农民工个体往往会感到“很无力”。“一般年龄越大越无奈，年轻一些的农民工，如果心态比较偏激，这种歧视很容易对他们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调查中，50.7%的人认为，歧视和偏见的压力会让矛盾激化，加大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有41%的人认为，歧视是一般人都具有的社会心理，有差别就会有歧视。
张曙光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歧视，反映的是社会格局的某种变化，原先相对简单化的社会阶层划分，被越来越明确的社会分化打破，包括阶层、文化、地域等深层社会身份认同正面临重建。
调查中，57.6%的人认同“社会阶层的差距加大”是造成歧视现象的症结；55.3%的人选择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对此，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谷迎春指出，在社会转型期，贫富、身份、阶层的差距加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承认这种差别的客观存在，不含糊其词或者掩耳盗铃，也不失为一种社会自觉。但在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如此之多的社会歧视现象，是一种不正常、不健康、不文明的社会心理。
在彭先生看来，对待歧视的态度，个人立场相当关键。“如果我在就业市场中属于强者，那些学历、性别、年龄之类的差别对待，我就会觉得十分合理。但如果哪一天我成了弱者，那我就会嚷嚷这也歧视那也歧视了。”
张曙光教授指出，身份认同本身的多样化，可能会将歧视变得无处不在。
民调中，40.4%的人也意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歧视，反对歧视就是在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 (实习生 喻懿洁 本报记者 黄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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