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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腐败犯罪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形成窝案串案,涉及面广,影响恶劣。针对这种情况,最新一期《人民论坛》刊载系列文章,剖析领导干部“身边人”问题。文章指出,领导干部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地位,决定了领导干部“包围圈”实质上是权力流失圈、腐败寄生圈和利益共生圈。这个“包围圈”的形成并不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个人魅力与学识水平,而是取决于领导干部所实际拥有和行使的公共权力的大小和多少。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权力的巨大磁场强力吸引的结果,尤其是权力运作无边界、权力行使无制约的必然结果。
官员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从发案情况来看,当然属于新问题,从发案数量来看,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但从本质上来讲,官员“包围圈”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官倒”到今天因官员“身边人”经商所带来的权贵资本主义,都反映出官员“包围圈”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启动以后,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体系,但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政府这只“手”依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市场自身的蓬勃发展,这只“手”的权力边界其实在原有基础上也随之扩展了。权力所能够调配的资源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员“包围圈”包围的核心是权力,但这个权力并不天然与行政级别挂钩,而是与权力本身所能达到的利益挂钩。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官员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对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更是“看紧”,“身边人”牟利处处受掣肘,随时可能因牟利而被排除出局,那么,这个官员即使位高权重,“包围圈”问题也不会成为问题；又或者一个官员虽然行政级别高,但职位较“虚”,说话不能“算数”,难以插手具体业务,那么在无法牟利的基础上,这个“包围圈”也难以形成。1962年,毛泽东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同志离开中南海,他和主席感情深厚,但他并没有利用这种感情和地位牟取利益,一生廉洁奉公,不求高位,今天看来,殊为不易。这是“身边人”的好例子,却也有坏例子,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李真就是典型。此人素有“河北第一秘”之称,在任秘书和当省国税局局长期间大肆牟利,最后被判处死刑。类似例子还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秘书、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等。
要想遏制官员“包围圈”,光靠打击“包围圈”中人士是不行的,治标不治本。“包围圈”包围的是权力,只要权力能够滋生利益,包围过去就有大利可图,那么打掉一个“包围圈”,便会有新的“包围圈”产生,甚至于每次重要官员的正常更迭都能引来新“包围圈”的聚集。要治本,必须从权力着手。首要的就是限权。限权不是说让权力大幅缩小,而是让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以此斩断权力与利益之间的链条,使得权力无利可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限权提了很多年,却依然面临诸多阻力,只比蜀道更难。这就需要切实动用包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在内的各种民主力量,以民主来限权,以民主来推动政治文明。如此,限权才能落到实处,官员“包围圈”才能逐步消散。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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