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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闻网9月22日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先导作用。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实际上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意义深远，因而在改革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改革是由一批有远见的领导人、精英人物、“弄潮儿”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相互结合和共同作用，又与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安徽农村改革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什么人特别聪明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领导在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中逐步形成的。万里和其他一些同志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回忆过这段历史。(注①)万里当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我任省委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是他发动和推进安徽农村改革的助手。我有幸作为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也有必要把所见、所闻、所历，尽可能客观地准确地记述出来，和大家共同总结和认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期有助于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服务。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一、“省委六条”是安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序曲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万里称农村改革的“头一个回合重点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省委六条”发布于1977年11月28日，全称是《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分配要兑现；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出台这“六条”的背景是：万里于1977年6月来安徽，首先抓揭批“四人帮”斗争，但他更急切地希望能了解到农村真实情况。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他亲眼目睹已经十六七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在皖南泾县，农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当年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在淮北、皖东，他看到有些穷村，农民家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这样的情景，使他十分吃惊，他感叹地说：解放快30年了，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对于这些情况，我作为从20世纪50年代就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而且经常下到农村、住到农村，当然早已了解。但在极左盛行的年代，我个人也无力回天。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开始对党的农村政策进行反思。万里提出要我准备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全省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情况以及解决意见的书面材料，向省委作全面汇报。我便推荐和布置省农委周曰礼主持并由各地市农委协同，共同做好这件事。不久，周曰礼拿出一个较为系统的材料出来，内容包括安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状况、农民生活艰难情况、人民公社体制的种种弊端、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的问题、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低落，等等。8月下旬，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和我一起听取了周曰礼的汇报。周曰礼的汇报使万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感到“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他当即表示自己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并要求我一定要认真指导、帮助省农委进一步搞好调查，会同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集体研究，代省委起草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文件草稿。10月下旬文件草稿出来后，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和我先后到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等一些地方，分别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座谈会，和他们一起研究，交换意见。许多地、县委主要负责人也深入农村就有关政策问题作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省委于1977年11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由各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经过与会人员的反复讨论，形成了“省委六条”。很明显，这个文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tujian.org
现在回过头来看，“省委六条”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的确很不容易，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因为那时还处在“两个凡是”时期，还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央还发出一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内容许多都在禁区之中。例如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同抓阶级斗争方针不相符的；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学大寨”精神是相违背的；提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过渡到大队核算”则是唱对台戏的。所以，1978年初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现场会，万里找个借口没去，而让赵守一代表他去，而且交代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万里对我则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我完全赞同和支持万里的主张。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省委六条”一发布，立即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同时很快孕育和催生了多种生产责任制的萌芽与成长，农村改革大幕的一角从这里悄悄揭开，也由此引起全国的关注。《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予以报道。1978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万里的《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长篇文章，新华社也及时转发，影响逐渐波及全国。 tujian.org
二、让农民“借地渡荒”是安徽农村改革的第二个序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78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干旱严重程度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巢湖水都干了；有的塘中的老鳖旱死了；肥东县八斗岭的群众饮水都是用汽车运去的。全省共造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的地区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该种小麦了，号召群众采用打井、深挖沟塘取水抗旱种麦，同时采用“三干法”(干地、干土、干下种)种麦，群众不舍得把种子干种下去，怕白白损失了。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群众眼看今后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万里问我怎么加快秋种速度？我回忆起1954年发大水，退水很迟，灾情严重，曾采用过“借地渡荒”的办法，收到了明显效果。我向万里建议：现在全省耕地大面积抛荒，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可以试一试。他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最终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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