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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2日，“改革开放30周年甘肃电影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省文联四楼会议室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电影人高度评价了甘肃电影过去50年的辉煌，展示了对未来的信心。
甘肃省文联副巡视员、秘书长吉光安长期致力于甘肃电影文化的研究，曾参与《甘肃文化·电影志》的编纂，说起甘肃电影如数家珍。
据吉光安说，在法国里昂新城的卢米埃尔电影博物馆，有一个关于电影发展历史轨迹的展览馆，其中有一套来自中国兰州的皮影戏器具，明确写着“兰州皮影电影的先驱”。展览馆里有这样一段话：“光影原理很早就被中国人所发现，这套兰州皮影可能是最原始的电影。”
法国人从何种渠道了解兰州皮影不得而知，但电影传入兰州则比较晚。吉光安说，最先在兰州放电影的，是一位名叫韩子瞻的武威富商。
1918年秋，韩子瞻花重金从西安请来电影放映师，在兰州皖江会馆(即安徽、江苏两省会馆，在今山字石)放电影。当时放电影还是用手摇式无声放映机。韩子瞻引入甘肃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无声纪录片《欧洲剧烈战争》(《兰州文化事业志》有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实况片断，这部影片让兰州人开了眼界。
陇上第一家影院诞生于1932年，名叫新民电影院，是王佐卿创办的。王佐卿原名贡觉才让(1895年-1990年)，出生于甘南富商家，早年在兰州求学，后任卓尼土司杨积庆驻兰办事处处长。后因官场失意，辞职开办“自强化工厂”，干起了制皂业。他从《申报》、《大公报》读到不少有关电影的文章，对电影产生了兴趣，有了建电影院的念头。
1931年，王佐卿联络友人魏韩如、宋复等合资在兰州开办了“新民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内设百货部、医院、餐厅、书店、照相馆等。第二年，王专程赴上海筹办创建影院事宜，他先购买了手摇式无声放映机和柴油发电机各1部，后经人引见，跟一位姓孙的放映师学习放映技术。20多天后，他不但学会了放映而且掌握了发电机的装拆修理技术。同时，王佐卿与上海联华影片公司达成协议，由他们每隔半个月左右，向兰州寄发一部新影片。
1932年9月15日(中秋节)，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今兰州晚报社)内人山人海，甘肃第一个电影院在此开张了。尽管一张票价要0.6块大洋，但为了看新鲜，人们仍趋之若鹜。为了确保安全，不得不请警察维持秩序。当局甚至规定，男女不能同时看电影，白天设为男场，夜晚设为女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一件奇闻。
尽管新民电影院开业很红火，但由于受片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没能维持多久。1935年10月，新民电影院停业。但兰州电影并未停滞不前，在新民影院停业之前，一名姓李的陕西人携带一台破旧手摇无声放映机来到兰州，于1934年1月开办启文电影院，院址在侯府街(今张掖路中段)广庆茶园。新民影院倒闭后，启文电影院迁至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
1937年11月，新安旅行团在平凉用电影宣传抗日。1938年2月，新安旅行团来到兰州，受到了兰州各界人士的欢迎，他们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礼堂、甘肃省政府门前广场、省立民众教育馆等处放映电影，观众累计两万人次，场面十分壮观。
1949年参军的焦炳坤对兰影厂可谓了如指掌。
1954年秋，甘肃成立电影放映训练班，为本省培训了数百名放映人员，以后成为甘肃省、兰州市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上世纪50年代中期，省文化局在小沟头天主堂南院组建电影机械修配站，后来改在段家滩扩建为电影机器修配厂，成为本省电影业的后勤保障基地。
1958年在“大跃进”的催动下，在段家滩建起了兰州电影制片厂。焦炳坤说，该厂设计规模不小，摄影棚、录音棚当时在国内也是较大的。摄影师先由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驻兰的曲宗珊、刘清棠担纲，首任厂长是作家铁军。该厂首部影片取材甘肃永靖的故事片《黄河飞渡》，创作和演出人员皆出自省话剧团，首次上映便好评如潮。
焦炳坤认为，兰影厂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三个阶段：1958年建厂到1963年下马，是起步和学习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三部故事片《快马加鞭》、《黄河飞渡》和《红河激浪》。
[分页符] 1977年二次上马(一开始叫“甘肃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3年恢复“兰州电影制片厂”)到1994年是恢复阶段，因为早期的人员下马时都调走了，回来的很少，技术人员十分匮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经理室的空座位》、《歪打正着》等，还开拓了电视剧创作，《走进香巴拉》获央视“飞天奖”二等奖。
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现在，是探索阶段。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走了很多弯路，14年间拍了不少影片，但离市场很远，院线演不了，成本无法收回，步子迈不出去。2004年与甘肃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甘肃敦煌影视文化中心(对外保留兰影厂名称)后，在市场经济运作探索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投资1000万元拍摄了《老柿子树》，每年为藏区译制40部影片，都收回了成本，昔日的兰影厂重现勃勃生机。
甘肃敦煌影视文化中心现任主任石斌告诉记者，建厂50年，兰影厂克服种种困难，创作生产、摄制出品故事片18部134本，纪录影片85部200本，科教片39部64本，资料影片1部17本，电视剧60部309集，电视专题片27部40集，新闻片76部76本。其中故事片《太平使命》、《红流》，科教片《柽柳》、《沙漠化的治理》，电视剧《走进香巴拉》、《玫瑰悄悄红》等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百花奖”、“神农奖”、“CCTV杯奖”、“骏马奖”、“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人口文化奖”等奖项。
2003年，兰影厂斥资600万元、历时三年拍摄的藏、蒙、汉团结统一的历史题材故事片《月圆凉州》在国内外发行并在联合国放映。石斌说，这是第一部在联合国总部放映的中国电影。
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孙中信说，50年来，根植黄土地的本省电影文学工作者们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反映了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为甘肃电影创作和电影制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省作家创作、被外省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的有刘万仁、程士荣、吴乙编剧的
《红河激浪》、冉丹的《金色的大雁》、武玉笑的《草原雄鹰》、李茂林的《祁连山的回声》、张锐的《盗马贼》、《天地英雄》、王守义的“淘金三部曲”《淘金王》、《黄金大盗》、《雪灯》等曾一度掀起了西部电影热，也为甘肃电影创作赢得了荣誉。“尽管这些成绩很微薄，但它仍然是中国电影百年史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甘肃电影几代人努力的硕果。”
地处西北的甘肃解放前交通闭塞、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外地影人来甘肃拍片的寥寥无几。有史可查的是著名电影演员、导演郑君里，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9卷本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
兰州电影制片厂原党委书记、厂长焦炳坤说，1939年9月，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部主任的郑君里带着新闻杂志片《西北特辑》拍摄提纲来到兰州。到兰州的第二天，郑君里拍摄了白塔山防空阵地，还在中山林展出了被击落的日本飞机残骸。1940年元旦，郑君里审看了样片，发现拍摄的素材不错，决定将其扩大为反映各民族共同抗日救国的影片，片名定为《民族万岁》。1940年-1941年，郑君里又先后两次来兰，在五泉山、青海塔尔寺、武威文庙等地拍摄了外景和素材。1943年春节，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在重庆进行了公演，引起了轰动。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独特的黄土高原、无垠戈壁和草原风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城楼、神奇的古丝绸之路，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影视摄制组来甘拍片。
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摄制组来兰州补拍兰州解放战役场景，拍摄了铁桥战斗场面。1957年，由苏联著名导演施奈德洛夫率影队，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组成《阿拉木图-兰州》大型地理片摄影队，在兰州拍摄兰炼、兰化、西北民族学院、五泉山及黄河铁桥、市容市貌等镜头。
1956年夏，北影《暴风中的雄鹰》摄制组在著名电影艺术家金焰、郭振清(“李向阳”扮演者)、孙羽的带领下，在兰州河口西部的八盘峡附近的河滩拍外景，群众演员均为省电影训练班学员。
孙中信说，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文艺“复兴”以来，甘肃独特的地形地貌、民族风情、风景名胜成了导演们的“圣地”，先后有50多家电影制片厂来甘肃拍片，拍摄了《牧马人》、《马可·波罗》、《文成公主》、《彭大将军》、《大决战》、《新龙门客栈》、《英雄》、《天下无贼》、《黄石的孩子》、《神话》等影片，均在甘取景，连香港影视界的“大鳄”成龙、刘德华、周润发等名演员也不时现身甘肃，带动和促进了甘肃电影的发展。
现在，甘肃已是闻名全国的影视基地，诸如敦煌古城、嘉峪雄关、黄河石林、青城古镇等，成了国内电影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风景。
2008年12月12日，“改革开放30周年甘肃电影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省文联举行，近30位专家、学者与电影人一起回顾了甘肃电影过去50年的辉煌。
孙中信是兰影厂的老厂长，他说，在回味过去的荣耀后，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在提倡主旋律的同时还应创作一些多样性的作品。有些影片思想性很强，但是缺乏艺术性和观赏性。‘三性’的统一还不够，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题材开掘得还不够深，没有写深写透，故事性差，矛盾冲突简单化，因此不吸引人不感人。”
孙中信说，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一方面缺乏生活，缺乏艺术技巧，所以显得粗糙。有些是并不缺乏生活，但缺乏提炼，缺乏典型性和艺术性，内涵不够丰富。此外，甘肃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制作单位创作人员受经费的制约也是造成作品粗糙的原因之一。
但他同时认为，甘肃虽然相对落后，但也有独到的魅力可供挖掘，例如敦煌和丝绸之路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及黄土高原文化。这些都可以构成独具西部特色的电影。“我省电影应该面向全国，和国内一些影视单位联合拍摄，甚至大胆地进行国际合作。应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借用外面的优势发挥我们内在的活力。”
省影协副主席陈仁川说成功电影的奥妙就是源于生活，甘肃电影过去对反腐败等题材触及很少，这些其实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也为群众所高度关注，电影创作者应立足于现实，开拓创新，建立新的起点，选择走适合自己的路，不要让30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省剧协副主席肖美鹿以戏剧为例，认为不一样就是新型，选择高的起点，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中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期待引领一代风骚，未来应充分注意制作的艺术，这一点至关重要。”
孙中信还特意提到新兴的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认为这些力量不可小视，而且要纳入到影视创作的整体队伍中来。与会的影人也说，甘肃还没有自己的院线，这也是未来期望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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