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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溪头告别“大锅饭”，实行三权下放，渔民出海作业积极性空前提高
??? 海风吹拂，碧波荡漾，阳光倾洒在阳西县溪头渔港上。港池内，整装待发的渔船整齐地排列着，一面面彩旗在高高的船桅上迎风飘扬。28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当时的溪头渔业管理区率先在阳江推行渔业体制改革。而今天，这里船只往来穿梭，生意兴旺。近日，我们在渔港附近的溪头渔委会，找到了当年参与改革的当事人关纪芬，向他了解当年渔业体制的变革史。
“大锅饭”吃不下去了关纪芬今年61岁，当溪头渔委会党支部书记有22年。他还出过海，做过集体船厂的干部。改革开放以来，溪头渔业体制的历次改革，关纪芬都是见证人。
关纪芬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渔民出海打渔的船多是小帆船。当时，和农村的形势一样，渔民也要吃“大锅饭”。渔民被分到不同的生产队里，出海捕鱼回来，每个队都要集中起来再分配。但一个队里捕鱼多的和捕鱼少的最后都分得一样多，渔民多有抱怨，做起工来也不卖力。
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渔委会实行过一些激励政策。每到年终，渔委会奖给捕鱼多的渔民一面小红旗，或者一件印着“先进分子”、“模范生产者”的背心。到八十年代初期，渔委会派人敲锣打鼓，抬着金猪送到先进分子的家里。但在“大锅饭”体制下，这点一年一次的“小恩惠”并不能提起大伙的干劲。
不出力劳动，自然过不上好日子。当时，渔民的日子很艰难，但与岸上的居民相比，在粮食等物质的分配上，他们又有着一定的优越感。比如在发肉票、粮票的时候，政府给渔民的就比岸上的工人、居民多；发烟票时，渔民人人有份，岸上只有干部才能享受这一待遇。
虽然有优越感，但渔民的穷困局面迟迟得不到改变。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一些胆大的渔民开始打起“歪主意”——有时出海捕到鱼后，他们并不拉回来上交，而是在海上偷偷卖掉，再把卖鱼的钱分掉。一开始，只有极个别的渔民敢这样做，后来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卖私鱼的行为很快就被大队知道了，队里曾多次去“割资本主义尾巴”，但还是有不少人“顶风作案”，毕竟大家都穷怕了。
“对于这种行为，队里也不敢大批大斗，怕渔民开船逃跑到香港去。”关纪芬说。当时，政府还出资在渔港附近建了几十套房子，把一些渔民的家人安排住进去。表面上说是“安居工程”，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部分房子给一些有逃跑倾向的渔民，意在扣住他们的家属做“人质”，让他们不敢跑；另一部分房子则是用来奖励先进分子。
溪头渔民渴盼渔业体制的转变！
补偿贸易初尝甜头
????1979年，当农村出现包产到户时，渔业方面的政策也渐渐有了变化。当年年底，阳江县与香港方面签订了一个补偿贸易项目：香港方面出资500万元人民币，让对岸、东平、闸坡、溪头等渔港各打造一批捕虾木船，捕捞上来的虾要全部卖到香港。
一开始，和其他渔港一样，溪头分到的造船指标也是12艘。但溪头渔委会精打细算，用造12艘木船的资金造出了13艘船，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
当时造船的木料都是从泰国进口的，每艘船有120匹马力，13艘船总的马力就有1650匹，而在那之前，整个溪头镇两个渔委会所有船加起来马力还不足1000匹。该项目协议签订后，关纪芬出任集体船厂厂长。船造好后，关纪芬被任命为捕虾大队大队长。1980年2月，13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入南海，全部投入到生产作业中。
采访中，关纪芬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在没引进补偿贸易前，整个溪头镇渔业产值是18万元，产量20万担，最好的帆船一年的总产值是1600元，渔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有了这个补偿贸易后，上了这13艘船的渔民收入直线飙升，当年每个劳力分配的年收益是2200元。关纪芬当时拿着溪头镇最高的工资——每月200多元，而一个城镇干部的月工资才30多元。
补偿贸易项目正式启动后，一下子解决了180人的就业问题，50多艘破旧的小帆船被淘汰掉。两三年后，在捕虾船上做工的渔民都赚了大钱，纷纷酝酿着出来单干。
分船到户共同致富
??? 从补偿贸易中受益的只是少数渔民，更多渔民的生活如何改善？要靠改革。改革势在必行！
几乎与补偿贸易同步，溪头渔业体制的改革也在火热进行着。
1980年渔委会账务分开。补偿贸易船队和渔委会各有一本账。1983年，渔委会实行“三权下放”，即把船、网等工具折价为渔民所有，使渔民拥有船网工具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形成以船为独立经营单位的体制。“三权”下放后，集体的债务也被分摊到每条船上，按船的价值分摊，谁拿船谁还债。
渔民生产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了，有20%分到木船的渔民就成了改革的先锋。一两年后，渔民造船的热情也高涨起来。1985年，原来只有两个造船厂的溪头镇一下子增加到了7个，每个厂里都有两三艘正在打造的木船，这些船的主人都是积累了一定资金的渔民。
1985年9月，时任阳江县委副书记的李学彬带着县农行行长容三顺参观了溪头的渔业发展情况。看到造船厂里热火朝天的场面，李学彬很高兴，立即召开现场会，并要求农行方面加大对溪头渔业生产的资金扶持。
“就在这一年，靠着农行的资金扶持，整个溪头镇一下子造了108艘新木船，把原来的小帆船全部换掉。”关纪芬说。
此后的10多年间，渔民的收入直线上升。渔业体制改革之前，渔民娶媳妇是个大难题。“三权下放”之后，找个有渔船的渔民成了当地姑娘择偶的首选。
尝到甜头的渔民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溪头渔港每年都新造一批渔船，淘汰一批旧船，最高峰时，溪头镇的渔船达200多艘。渔港附近的渔民基本上家家都有了渔船，每天都有渔船满载而归，美丽的溪头渔港上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不断改革源于危机感
??? 溪头渔委会的渔民都是纯渔民，岸上没有土地。溪头一带缺少养殖滩涂，他们上岸也没有竞争力。他们只能靠海吃海，不断改革，发展渔业生产力。近年来，海上渔业竞争日趋激烈，他们始终有危机感，总是不断地改进渔船。
从1996年开始，柴油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资源减少，溪头渔民开始考虑如何走得远一些，以尽早抢占深海丰富的资源。为此，许多人盘算着再次进行生产工具的改良——打造钢壳船。此后两年里，几艘钢壳船下了水，1998年开始，由于经营得当，钢壳船的收益比木船的收益好了很多，许多渔民开始效仿。
随后几年里，溪头钢壳船以每年几艘的速度增长，现在溪头镇的钢壳船占了全市钢壳船数量的40%.能进行远洋捕捞的渔船也越来越多，多数渔船可以到100海里以外去捕鱼，到深海作业的渔船占到了全镇渔船的80%.在这一系列令人惊喜的成绩面前，溪头镇渔民仍未停步，近两年，他们又开始打造造价300多万的远洋渔船。
如今，关纪芬所在的渔委会的职能也发生变化。从以前的什么都要管转为以后勤服务为主。这位见证了溪头渔业体制改革的老者总结说：“不断提高生产力，是溪头推动渔业体制改革的目的。生产力提高的好处，是让渔民养成了不断改革的传统。在整个南海附近，每进行一次改革，我们都受益不浅。”
董诗明张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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