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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时期，交大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不是交大人自封的，也不是后来的党史研究者加上去的，而是在1947至1949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自然形成的，是当时上海的革命学生、群众推举、公认的。
1947年护校运动中，交大3000学生自行开火车准备赴南京请愿，逼使国民党当局接受全校师生的正义要求，使上海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受到鼓舞。接着在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交大与复旦、同济、暨南等兄弟学校一起，成为上海学运的中坚。
在1948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斗争中，交大更成为全市运动发动的基地，几次大型集会都是在交大举行的。“民主堡垒”就是这一年在交大举行的全市学生纪念五四的营火晚会上喊响的。交大的大操场也在全市学生的一次万人集会上，被上海学联命名为“民主广场”。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城市，又是蒋介石集团发家的老窝。国民党当局当然绝不能容忍其心脏地区出现这样一个“赤色威胁”。从1947年5月下旬起，国民党政府就处心积虑，用明的、暗的各种办法，对交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打击和镇压，千方百计要摧垮这个民主堡垒，以消除心腹之患。回顾起来，自那个时候起至上海解放，不计那些分散的、个别的迫害，对交大革命学生集中的、大规模的迫害、破坏就有三次。
1947———红五月中的迫害与反迫害
第一次发生在1947年“五月运动”后期，即5月25至5月31日期间。先是5月25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在上院114教室举行系科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休止罢课”。国民党当局竟然出动了大批警察，以制止“学生斗殴”（实际是校内特务学生和地痞流氓假意打殴制造事端）为借口，进入校园包围了114教室，企图抓捕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当学生代表奋起斗争堵住教室门不让警察进入时，徐汇区警察局长居然亲自举起大斧妄图破门而入。在此紧急时刻，大批交大同学闻讯从宿舍赶到上院，对包围114教室的警察、特务来了个反包围，同学们斗志昂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警察们见势不妙，只得灰溜溜地退出学校。
第二天，在学校被军警包围的情况下，全校2600多同学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在校园内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与被迫赶来的市长吴国桢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斗争，逼使吴国桢下令撤走军警，并接受了学生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打人凶手、军警不得随意进入学校等要求。学生还对两个打人捣乱的特务学生进行了公审，在广大学生的要求、压力下，交大校方开除了这两个特务学生。反迫害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学生的大获全胜告终。
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甘心失败，5月30日深夜，当局一举出动2000军警冲进交大校园，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主要目标是要逮捕18名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和学运骨干。事前交大地下党总支已得到上级通知并作了紧急部署，18名“黑名单”中的人大部分已撤离学校隐蔽起来，党员、积极分子也对大逮捕有了思想准备。军警进入学校后，企图封锁各个学生宿舍进行搜捕，然而广大学生在党员、积极分子的带领下迅速集合到民主广场上，把一些未及撤退的学运领导人、骨干保护在中间。军警要抓人。学生高喊口号：“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要坐牢，大家一起去。”军警毫无办法，对峙到天快亮，只能撤走。大逮捕又告失败。
1948———“神经战”和反“神经战”
第二次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1948年6至8月间。由于交大是上海发动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几次大型学生集会的所在地，国民党政府认为交大是这次运动的策源地，是运动的中心，擒贼先擒王，要把全市的运动压下去就要先把交大学生压下去。于是市长吴国桢亲自出马，对交大施加压力，挑起一场针对交大学生的所谓“神经战”。
6月6日，吴国桢召开记者招待会对交大学生提出“七点质讯”、“八点再质讯”，其内容都是“五四营火晚会系何人召集”，“反美扶日联合会何人主持”，“何人主张罢课游行”一类无理要求。吴国桢气势汹汹，扬言要彻底查究“幕后操纵者”，要学校“先行彻查”，“如无结果，当局依法处理”。
接着，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杀气腾腾地提出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痈遗患，不如操刀一割”，扬言要“当机立断，斩草除根”。7月28日，《中央日报》又发表社论《肃清间谍的间谍》，直接点名交大，说交大是“苏维埃租界”、“匪党职业学生所夸称的民主场”、“在国家之内自成一个独立国家”，叫嚣要严予惩办，决不姑息。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当局又威胁要将交大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送交军事特种刑事法庭审讯。在高压下，交大校长和各系系主任相继宣布辞职。当时对交大来说，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地下党组织领导广大爱国学生坚决顶住高压，面对吴国桢的“神经战”和种种威胁恫吓，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了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接连发表三封给吴国桢的公开信，严正驳斥吴国桢的无理质讯，并提出11条反质讯。
6月26日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邀请各界著名爱国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国民党的开明人士，举行了一个公断会，请与会者对交大学生和吴国桢之间这一场争论进行评论、公断。
公断会在交大体育馆举行，交大学生近2000人参加。陈叔通、马寅初、许广平、史良、王造时、张志让等爱国人士在会上慷慨激昂，热烈发言，一致支持、赞扬交大学生爱国，批评吴国桢蛮横无理。会议也邀请吴国桢和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等人，但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参加。于是公断会对吴国桢作出了“缺席判决”。吴国桢的“神经战”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这一年8月，国民党当局利用暑假学生分散的机会又要来逮捕学运骨干，“黑名单”上共有35人。但交大党总支事先早有部署。一批业已暴露的党员、积极分子已适时撤退到解放区或隐蔽至外地，只有个别人被捕。与此同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骨干、积极分子已经有序地接替了撤退的学运骨干留下的各种岗位。民主堡垒的基础依然坚固。
1949———覆没前夜的疯狂大逮捕
第三次大规模迫害是在1949年4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发生的。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京沪杭卫戍司令汤恩伯发布了“十杀令”、“连坐法”，反动军警、特务到处抓人，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解放，交大党总支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估计到一次大逮捕迫在眉睫，及时作了周密部署：通知一些最暴露的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离校隐蔽，其他留校坚持工作的党员、积极分子也做了晚间紧急时转移、隐蔽的准备。与此同时，又组建了学生护校队，每晚组织200余人整夜在校园内巡逻，并制定了应急方案，一旦军警进入学校，就敲响警钟，把同学集中到体育馆，保护可能被捕又来不及隐蔽的进步学生。
果然不出所料，4月26日凌晨1时许，国民党当局对全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进行大逮捕。那天黑夜，大量军警用铁甲车开路，撞开交大后门冲进校内，全副武装的军警迅速分路把住校内各交通要道，包围学生宿舍，按预先准备好的黑名单逐房对照搜捕。护校队发现敌情，立即鸣钟报警，全校同学惊醒，同学们急忙冲出房门准备奔向体育馆集合抵抗，可是，反动军警已经把几幢宿舍团团围住。但是警钟还是为同学们争取了时间，党员、积极分子在群众的掩护下，按照原定的应变方案进行了转移、隐蔽。有的躲进澡堂的锅炉、大烟囱里，有的躲在下水道和污水塘内，有的跑进教授宿舍隐藏起来，有的藏在天花板上，有的隐蔽在杂物中，有些转移房间与敌人“捉迷藏”。
直到解放后才获悉，这次大逮捕中交大学生被列入“黑名单”的多至108人，校内特务带领军警，一间一间宿舍进行搜捕，妄想以此次突然袭击，一举全部消灭交大的革命力量。结果有56名同学被捕，他们大多是宣传、文艺积极分子，其中有党员7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联成员10人。还有不少并不在“黑名单”之列，仅因参加过某些进步文娱活动或其他原因而被捕。而列入“黑名单”的重要“共党分子”（主要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反动派消灭交大革命力量的图谋未能得逞。
“四·二六”大逮捕当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军队进驻各大学，限令各校3天内紧急疏散。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交大的学生群情激奋，有些积极分子甚至提出要在校门口架起通电的铁丝网，誓死保卫交大，不让军队进来。领导交大所在的徐龙区委的地下党市委委员马飞海和徐龙区委书记吴振亮、学委俞宗瑞等同志在得悉这个情况后紧急指示交大党组织要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不能硬拼，要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校外，保证学生的安全，保护学校财产，配合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
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交大党总支统一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思想，有条不紊地组织了撤退。上海学生住到家中，外地学生或住到上海同学的家里，或住在亲戚、朋友家中，或住同乡会，一部分无处可去的集中住在校方指定的地方。党组织以党员、新青联会员为核心，班级为基础，组织了全校学生的联络网，把散居在市区的80%以上的学生紧密团结在一起。一批暴露的骨干奉命隐蔽，停止活动等待解放。学生自治会虽然不能再发号召、开大会，但仍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留守班子，负责与校方联系，照料那部分集中居住的同学，并进行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在联络网的基础上，党组织又很快组织了一支1200多人的带有地下军性质的人民保安队、宣传队迎接解放。
当然，党组织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工人出身、曾任交大地下党总支委员（当时已调任徐汇区地区分区委）的穆汉祥同志和品学兼优的化工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理事、新青联会员史霄雯同志在校外活动时不幸被捕，在上海解放前夕，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其他“四二六”被集体关押的同学们勇敢地与反动当局的审讯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其中一部分因国民党当局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经营救获释放，一部分被反动当局转移至虹口，意欲加害，在解放军已进入市区的情况下，趁敌人混乱中逃出，虎口余生，幸免于难。解放前夕的严酷斗争再次证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疯狂迫害，打不垮交大这支在民主堡垒中锻炼成长的革命队伍。
打不垮的坚强革命队伍
60多年过去了，回忆往昔，人们常常会思考、谈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时反动政府白色恐怖统治下，交大党的地下组织能够带领广大爱国师生顶住各种压力、迫害，领导学生运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为打不跨的坚强“民主堡垒”？
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和勇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同时，交大的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执行了正确的建党方针，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交大的学生地下党员都是当时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不仅爱国爱党，愿意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公正而奋斗牺牲。特别是一些在第一线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包括在学生自治会、系会工作和在各班级中担任班长的党员，学习成绩都是一流的，被广大的学生看作学习的榜样，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例如，1947年五月运动中担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的周寿昌是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功课特别好的学生。又如穆汉祥烈士，他是电信管理系四年级的班长，品学兼优，群众威信很高。因此他们能在严峻、困难的白色恐怖下带领群众前进。
其次，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困难。我从1948年一踏入交大校门，就有同系的高年级学生上来招呼、帮忙，使新同学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学时校方对新生不提供住宿，这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地学生无疑是很大的困难。学生自治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帮新生向校方交涉，促使学校腾出一些房间，虽然是30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但总算有了安身之所。同时，学生自治会每年还举办各种义卖活动，由高年级同学把用过的教科书、学习用品拿出来拍卖，为经济困难的同学减轻负担。为提高学校的伙食质量，交大学生自治会还专门组织学生对食堂进行监督，在伙食紧张时，他们甚至还帮食堂师傅去买菜。学生自治会就是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各系、各班级中的学生党员们积极贯彻群众路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体贴入微的帮助关怀，把学生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交大党地下组织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要求学生党员经常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汇报、交流如何服务群众、为学生做好事，党组织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心连心、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三，党组织采用灵活机智的斗争策略，利用合法，坚持斗争。1948年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妄图把一些工厂、学校迁走，物资运出，破坏城市的物质基础。1948年底传出了国民党政府要把交通大学迁到台湾去的消息，据说总务长陈端本还曾去台湾看过校址。交大地下党立即通过学生自治会做校方和教授会的工作，共同反对迁校，开展护校斗争。
当时正值临近放寒假，党组织研究认为，如果放了寒假，敌人很可能会耍两个阴谋。一是趁机抓人，将交大的进步力量打垮；二是国民党政府很可能利用放寒假时学生回家，趁机派军队进驻学校，强行宣布将学校迁走。因此，由学生自治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关于不放寒假的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要求不放寒假、继续上课的决议，并把决议分送给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以及各系主任，请求采纳；同时送讲师助教会、职员励进会和校工会，请求支持。我们的党组织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之卓做他的工作，争取到校方的支持，同时又争取了教授会的支持，最后校务会议正式决定不放寒假，本学期结束后即准备继续上课。为了让学生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寒假，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文娱活动，邀请赵丹、周小燕、黄宗英等文艺界的名人来校表演。校内学生也演出大量歌舞、活报剧、话剧等，校园里热气腾腾。
1948年底，面对解放战争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又提出所谓“应变”口号。交大地下党组织机智地利用他们的口号推动成立应变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包括争取应变费、调整教职工待遇及学生公费等。在交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应变斗争，不仅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以“应变”为由迁交大去台湾的阴谋，还为学校应付时局变化准备了一定的粮食储备，更重要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争“生存”的斗争中，彼此加强了团结，结成对付国民党破坏阴谋的联合统一战线。我们还以应变时期防止土匪流氓、散兵游勇破坏抢劫为理由，组织了护校队，全校四分之三以上的同学参加了护校队，每天晚上有一、二百人在校内巡逻，实际是为了对付反动军警利用晚间学生入睡时搞突然袭击进校抓人，人民保安队就是在护校队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被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在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统治区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不得不有所收敛。党组织就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学生自治会举办“真假和平”辩论会，揭露国民党在战败的形势下搞假和平以保存实力伺机反攻的企图，宣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用多种方式，向全校师生广泛、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迎接解放做好准备。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党组织在开展学生活动中充分运用当时大学里存在的学生自治的传统，发扬和实践了民主。当时我们交通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各系系会和班级的选举都充分实践了民主，其领导成员都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会理事由全校同学通过竞选、直接投票产生。各系、科、班级还选出代表，成立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学生中的重大事项。学运起来时的重大问题，如罢课、复课、赴京（南京）请愿等，都由系科代表大会讨论、作出决议。每次运动还由系科代表大会建立临时性的运动领导机构，如护校委员会、抗暴委员会以领导运动。这样学生自治会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普遍认为学生会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一旦学生组织受到打击，群众马上就会奋起保护。
1949年新学期开学后，为保护学生干部，防止反动派的打击和迫害，我们以迎接新时代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为口号，把学生自治会理事由个人担任改为由班级担任，即由班级代替个人来参加竞选。当时许多班级积极参加竞选，到处张贴发放他们的竞选海报和广告，还在校园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竞选游行，情绪热烈，热闹非凡。选举后再由各当选班级选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在人员配备中还设立了三线，一旦第一线有人上了黑名单需要隐蔽，马上由第二线的人补上，也就是担任理事的班级不变但人可以换。
当时学生中还有许多社团，有学术性的、文娱性的、联谊性的、体育性的，都是由群众自发组织形成的，非常活跃，影响较大的社团大约有20、30个，它们都接受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在这些组织中活动，充分发挥了这些社团的作用，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解放前夕，就是在这些社团和班级中的积极分子的基础上，以党员为核心，建立了有400多人参加的秘密组织———新民主主义联合会。公开、秘密两套组织密切配合，使交大这个民主堡垒更加坚强。
国统区中的“苏维埃租界”
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严格秘密状态，当然不可能直接以党的名义去指挥，去发号施令。那么，地下党总支如何实行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呢？我们首先挑选若干政治坚定、品学兼优，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通过其所在班级推举，出面竞选学生自治会理事。再把当选的党员组成党组。总支就是通过党组的同志，团结占学生自治会大多数的非党理事，实行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对学生发号召，指方向。同时又通过按年级组织的党的分支部、社团里的党组织、新青联，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
抗战刚胜利时，交大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组织也曾经派人参加竞选，企图控制学生自治会，但由于他们的人多是些不好好读书的职业学生，又极力为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辩护，不得人心，因此很快败下阵来。
1947年五月运动后他们好像已不再有此梦想了，以后就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做一些破坏、告密等不可见人的勾当。这样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白色恐怖，但在交大学生中，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却占着压倒的优势，而国民党特务组织反而好像在搞地下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党报要恶狠很的咒骂交大是“苏维埃租界”、“匪党”根据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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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6日，敌人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被捕学生约350人，其中包括交大进步学生史霄雯。四天后，同为交大地下党员的穆汉祥被捕，一同被关入死牢。在严刑逼供中，穆汉祥的胸部与背部被打得满是洞眼、双膝被老虎凳压断，但仍痛斥敌人：“反人民的政府一定要灭亡，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历史可以作证！”史霄雯也满身伤痕，但仍顽强地写了一张纸条安抚母亲：“一切平安，请您放心。”
5月20日，敌人将他们缚住双手，押到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临刑前，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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