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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神州 苏州工业园:借鉴创新 青出于蓝 |
2009-0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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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重庆网4月20日电 据重庆日报报道14年前，苏州城东的金鸡湖畔，还是一片“烂地泥塘路草荒，空房宿鸟鼠嚣张”的荒地。除了茭白、莲藕，几乎再没有别的出产。
14年后的今天，在这片荒地上崛起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名扬全球的高新技术产品跨国研发、制造基地———以中国十万分之三不到的土地，汇集了超过3100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形成了半导体、光电、汽车及航空零部件等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每年创造的IT和IC产值约占全国的3%和16%。
一个没有机场、没有海港，在人们印象中总与评弹、园林、文人诗赋相伴的古老城市，缘何能在短短十余年间，建起这样一个令世界刮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这一切，是苏州人解放思想、冲破传统思维模式禁锢、勇于借鉴、善于创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将来自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比新加坡还新加坡”(新加坡人的评价)地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使园区真正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窗口”；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全球产业分工、跨国产业转移的关键节点，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坐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学习、借鉴并与之竞争，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排。
思想大冲撞“轻商”变“亲商”
1994年2月，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在京签署协议，共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
这一协议的签署，源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新加坡发展、管理经验的高度评价，出自“新加坡的设计师”李光耀在中国克隆一个裕廊工业园的设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寻找一条新路径、树立一个“新标杆”，则是当时中国的决策者们将其从设想转为现实的源动力。
高层的关注，“试验田”的定位，注定了苏州工业园区在被赋予当时国内开发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限、最多优惠政策的同时，还肩负了一项特殊的“国家使命”：借鉴创新，青出于蓝。
不过，在1990年之初的中国，借鉴外国经验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且不论当时人们心里对不同体制的顾忌，单是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工作思路、管理方式上的差异，便已给分别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拓荒者们设置了重重阻碍。
1995年，新加坡方面主管向苏州输入该国经验的林瑞生首次在园区开课培训时，提到了“亲商”一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场学员中竟有不少人将“亲商”记成了“轻商”———传袭了几千年的“重农轻商”思想，便以这样的方式展示出其强大惯性。
“商人重利”、“无奸不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商人这个角色虽不可或缺，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义”的对立面。改革开放10余年后，虽然已有大批外商、外资涌入国门，并使不少地区、城市、工厂从当初的困顿走向繁荣，但在不少人乃至决策层人士看来，这只不过是外商在华大桶“掘金”的副产品，没必要把他们当恩人，更犯不着对占了大便宜的他们“摧眉折腰”。
但是，新加坡因一以贯之的亲商理念，从东南亚小国一跃而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范例，却让园区人不得不重新考量亲商和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当时苏州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单靠自身力量，显然难以实现本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回忆当时的情形，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陈楚九主任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借助外力、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做大做强自己，看来是惟一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以亲商理念引进大批国际投资项目的新加坡无疑是做得最成功的。
“亲商”与“轻商”的一字之差，让园区决策者明白了挣脱传统思维禁锢的重要性，以及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只有毫不走样地移植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才能在一张白纸上写出锦绣文章，才能让中央高层设立这片“试验田”的初衷得以彻底实现。
实践不争论借鉴不走样
“毫不走样”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
14年前的苏州工业园区所在地，是一片遍布泥塘、沼泽和芦苇荡的农田。在规划平基时，新加坡工程人员提出，园区地平线应该按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填高95厘米。为此，需要炸掉苏州城西两座小山包、掏出金鸡湖里的淤泥充作土方。
“有必要花那冤枉钱吗？”不少中方人员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们算了一笔账：这样做的话，每平方米平基成本将超过1美元；而按照国内搞开发建设最流行的“填平补齐法”，只需填平坑凼、加些围堰，楼房公路一样能修起来，成本却只需要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在本来资金就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能省则省吧。
虽然最后在新加坡人的坚持下，平基工程还是按新方方案进行，但不少人内心并没有想通。
直到1998年。那一年，长江爆发全流域特大洪水，紧邻太湖的苏州自然也受到波及。然而，在苏州工业园区，房屋、设备、道路却历劫不损，生产、生活一如往常。
园区人服了，同时也深切体会到超前思维、长远规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果说，这次经历教会了园区人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那么，同样借鉴自新加坡的一站式服务，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园区决策者对旧有行政体制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职能、角色大转变。
1995年，苏州工业园区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搬”来一站式服务模式，由各职能局分别派员驻守服务中心窗口受理审批申请。然而由于窗口只能接件无权审批，随着企业和投资者数量增加，服务中心越来越像“收发室”，并因效率低下被客商批评。
同样的机构，在裕廊功效奇佳，为什么到了苏州就成了淮北之枳？
多次赴新作专题调研后，园区决策者找到了症结所在：裕廊服务中心拥有独立审批权，而园区却没有。
这无疑是个在当时的中国最为难解的结：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生存，使“政府即管理”、“政府即公章”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人们看来，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职能管理部门，要保持权威性就必须手握权柄。如果将审批权下放，官就不再是官，今后说话也就再没人听从。
尽管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园区决策者最终还是作出了这样的抉择：既然已经开始义无反顾地借鉴新加坡经验，“官本位”再难破也要破，权限再难放也得放，否则，此前所作的所有探索和努力都将因此半途而废。
“下放权限的确会削弱管委会的权力，但从园区发展角度看，却能有效提高园区行政透明度和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商务成本。与此同时，各职能部门也将因此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抽身，得以腾出更多时间、精力去考虑整个园区的发展方向，去考虑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到位的服务。”对发生在世纪之初的那次艰难抉择，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姚文蕾至今记忆犹新。
2002年初，园区管委会毅然决定，将一站式服务中心从组合式窗口机构升级为直属独立事业单位，同时将园区各职能部门几乎所有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全权“外包”给一站式服务中心。
定位随时势观念日日新
借鉴自新加坡的超前规划和高标准基建，使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硬件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处。围绕亲商理念打造的服务性政府，则使苏州工业园区拥有了极高的运转效率和上佳口碑。
然而，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承接跨国产业转移的大潮再度在神州大地掀起。与10年前的那次不同，这一次境外企业投资中国的热点，已开始由沿海，扩展到资源更丰富、成本更低廉、政策更优惠的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这一切，对凭借招商引资、出口加工贸易崛起的苏州工业园区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前靠良好的服务、低廉的成本来吸引外资，今后我们还能靠什么？”园区决策者感受到了燃眉之急。
来自外界的“搞出口加工贸易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评价，更让他们意识到，园区的定位和目标，已经到了“升级换代”的紧要关头。在日益开放的市场和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只有提前找到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新坐标，抢占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点，园区才能继续立于不败之地。
怎么办？借鉴。
向谁借鉴？向代表着世界产业经济最新潮流、站在产业价值链最高端的那些地区、工业园和企业借鉴。
这一次，园区决策者没有任何迟疑。
于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世界经济棋局中的领先者———搞IT研发的美国硅谷、搞服务外包的印度班加罗尔、搞高科技孵化的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均被列入苏州工业园区最新的借鉴花名册。与之前的借鉴新加坡不同，这一次，他们的借鉴方式不再只是单纯的师徒授受，而是在学习中竞争，在竞争中学习。
“经过这么多年的增长，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借鉴的重点也要相应地变成如何将开放型经济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结合，如何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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