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正在社区张贴“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信息举报奖励公告”记者黄洋摄始于2007年8月的“重庆市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被坊间称为一场“计生风暴”。其间立案2910件，涉及党员1419人，领导干部24人，公务员37人，市、区县、乡镇三级人大代表67人，政协委员19人；1195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5人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7人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全市共征收社会抚养费4734万元，其中对个人征收社会抚养费最高达71万元。
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战场的一端，是手握权柄或腰缠万贯的特殊群体；而另一端，则是一群完全隐形的卫士。在捍卫与破坏基本国策的火线上，双方狭路相逢，暗战、追踪、心理对抗……今日《时代信报》为你独家披露这场风暴背后的精彩故事。
时代信报讯记者蔡蓉陈波
前功尽弃的“暗战”
2008年2月27日，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山市税务所。
“从2005年到2007年，从邓平的财务报表上反映，其个人缴纳所得税税款大概十多元……”一个不带感情的声音，在税务大厅内照本宣科地念着。听到这一数据，王倩和马丽（均为化名），这两位精干的年轻女子，刚才还如猎人般炯炯有神的目光，顿时暗淡了许多。
税务小姐继续在念那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两人对望一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王倩想起从重庆出发时，一位领导的叮嘱：“别穿高跟鞋和裙子，遇到情况时好撤。”在路上，她设想过一千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却没有料到，竟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场面：两年间缴纳所得税税款仅十多元，这意味着邓平所经营的企业基本没有产生利润，还意味着邓平违法生育的行为可能逃脱追缴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惩处！
王倩，重庆市南岸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她此行的目的，源于一场被坊间称为“计生风暴”的特殊行动，即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
“所谓特殊人群，都是非富即贵者。”王倩笑称，若非工作关系，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和这些人发生联系。此次华蓥山之行，调查的对象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2007年11月，南岸区计生委政策法规科接到一个神秘举报电话，称目前户口在南岸区花园路街道的邓平（化名），10年前就违法生育了二胎。通话结束时，对方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邓平长期在四川省广安华蓥山市经营煤矿，在当地颇有影响，“并且是广安市和华蓥市两级人大代表”。
“只要举报属实，我们就一查到底！”面对举报人“你们敢不敢查”的质疑，政策法规科科长马丽的回答斩钉截铁。
秘密取证两赴华蓥山
第二天，邓平一家的户籍记录就摆到马丽的案头。这是一个4口之家，除了邓平和妻子，还有与邓平关系分别为“父女”和“父子”的两个子女。
然而，邓平户口虽在重庆，但其绝大多数产业都在华蓥山；他违法超生的行为，也发生在华蓥山；所以，如果要核查其超生的事实并确认社会抚养费的追缴额度，就需要跨省调查。
2007年2月21日，王倩与马丽一身休闲装扮，来到这个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既要查清所有相关情况，又要不惊动邓平在当地庞大的关系网，还得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形。两位年轻的计生干部回忆，她们每晚的梦境里都会出现各种电影镜头中才有的追逐场景。
华蓥山艰苦卓绝的一系列秘密调查，证实了邓平违法生育的事实。剩下的似乎异常简单，就是核查邓平收入状况，以便追缴社会抚养费。
然而，与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反复接洽后发现，由于邓平在当地的各种人脉关系，她们很难得到他的核心材料。两天的时间，除了知道邓平拥有一家塑料机械公司，另外在当地某煤矿持有25%的股份外，她们一无所知。
2007年2月27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幕后铺垫工作后，二人再次乔装赴川。这一次，她们选择了直扑华蓥山市。
艰难的交涉后，对方提供了邓平在当地公司3年来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从2005年至2007年，邓平累计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为十多元。而邓平占有25%股份的煤矿，收支情况显示的竟是一直亏损。
走漏风声功亏一篑
王倩与马丽失望之余，决定曲线调查。
她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调出了那家塑料机械公司和煤矿的注册资金，以及上一年税款缴纳记录。结果是振奋的，那家公司上一年纯盈利就是十几万，而煤矿在当地，更是有“黑金矿”之称。
掌握这些证据之后，她们迅速返回重庆。根据计生条例，马丽推算出，邓平应该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在50~70万之间。而这一推算，也得到南岸区法院法官的支持。
3月4日清晨，花园路街道派出所。
花园路街道计生人员第二次进入该所，最后核实邓平的户籍情况。下午，处罚决定书就将送交到邓平本人手中。
此时，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邓平？他和他妻子的户口刚被他岳母迁移走。”派出所户籍民警指了指刚刚跨出门的一个背影。
“前功尽弃！”王倩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结果时，愣在办公室里足足有10分钟。根据计生条例，有违法生育事实的当事人，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接受处罚。户口被迁走，意味着南岸区人口计生委已经失去了处罚权。
马丽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隐蔽的调查会走漏风声，邓平已经知道他被计生部门调查。但她唯一清楚的是，在调查中，当地一位知情者告知她们，邓平的哥哥是当地税务系统一位领导的司机。
她更没有想到邓平会采用迁移户口的手段来规避处罚。“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想到的。”马丽知道，能如此清楚地了解计生部门的内情，肯定是计生部门的人员或法律方面的行家。
这一次行动，由此无疾而终。
一次敲山震虎的出击
就在王倩与马丽两赴华蓥时，一江之隔的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任良（化名），开始追查余亮的超生行为（化名）。
余亮，重庆主城某区一名国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早在去年8月专项行动开始，便不断有人举报他超生两胎。外围调查后，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决定敲山震虎。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直接接触，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简化整个调查过程。
当计生人员第一次出现在余亮办公室的时候，对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没有过多解释，他回了一趟家之后，随手就扔过来小舅子的户口本和自家户口，以及两家孩子的出生证明。
出生证明上清楚地显示，被举报违法生育的第一个女儿，是余亮小舅子梁某的孩子。之所以会落在余家的户口上，按他的解释，只是因为方便孩子在当地就学。
余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然而，当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后，任良没想到举报仍如雪片般飞来。
2008年2月，随着举报者提供的信息越来越详细，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决定再查余亮。
在余亮小舅子梁某的家乡，任良根据当地计生部门提供的原始出生档案，查出梁某1992年出生的女儿，实际上是余亮的女儿。顺藤摸瓜，任良找到当年为余亮女儿办理出生证明的经办人，发现出生证明也是伪造的。原来第一个女儿出生后，余亮就通过伪造出生证明，将孩子的父亲改成梁某。事后又以方便读书为名，将孩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压迫式调查获全胜
1998年，余亮第二个孩子出生，依旧是女孩，随后余亮与妻子离婚。但是在2002年，已经离婚的余妻却非婚生下第三个孩子。任良追查了解到，这个孩子出生证明上的父亲，从名字到家庭住址均为虚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亲子鉴定。如果是你的孩子，鉴定费你支付，并且接受处罚。”再次交锋，任良显得轻描淡写。而余亮却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整个调查过程，始终在非常明朗化的状态下进行。其间，任良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余亮施加压力，他称这为“压迫式调查”。最终，这套战法大获全胜。生育3胎，违法生育2胎，余亮的坦白令任良轻松的同时，也有深深地遗憾。
“与富人超生不同，行政干部对违法生育事实会千方百计掩盖。”任良多年的调查经验告诉他，一旦对余亮在违法事实上取得突破，处罚将会异常顺利。
复杂的案件水落石出，任良却轻松不起来。根据人口计生条例，党员干部违法生育两胎，将被党政“双开”。这意味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
任良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走钢丝，但他一直在坚持。计生违法查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即使你80岁了，只要还活着，违法生育一旦被查出，仍然必须处罚。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特殊战斗
“他们是一群特殊战线的卫士，维护的是社会的公平、宪法的威严。”重庆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唐光义如此形容这群计生干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计生执法的重心在农村。”唐光义回忆，那个时候农村是超生的重灾区，一家生七八个属于稀松平常。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生育观念的改变，这种情况出现改变。超生开始集中出现在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中间。
“特殊人群的超生现状，很快被推到风口浪尖。”唐光义眼中，这些特殊人群由于处在社会金字塔的较高端，被民众所重点关注是理所当然。这已经不在是一个简单的计划生育国策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平的观察口。
2007年重庆市“两会”上，一位市人大代表明确提议，要针对社会上的富人、名人超生行为，进行严厉查处。与此同时，一项针对党员干部、国家企事业单位高管，以及高收入群体等特殊群体的计生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酝酿。
2007年8月，这项行动在重庆正式启动。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战斗。”唐光义指的艰难，不仅仅在于调查的艰难。违法生育事实查实之后，处理起来的难度有时甚于调查本身。说情、送礼、恐吓，软硬兼施的手段，每天都在各级计生部门上演。
实际上，在违法生育处罚上，计生部门会根据当事人上一年实际可支配收入的2~6倍之间处罚，并且还不是一次性缴清，可以分期缴纳。但即便如此，仍有10%左右的违法生育者不愿承担社会抚养费，而必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正因为很多案件最后会闹上法庭，因此绝大部分时候，这些计生干部的存在状态是隐形的。然而，就是这群隐形的计生干部，维护着这项基本国策的公平执行。
调查取证也要打法律擦边球
“计生部门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经过又一场成功的调查追踪之后，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任良如此感叹。
以前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极为严格，曾把计生条例作为前置条件，一旦违反计划生育，那么该新生儿是无法取得合法户籍的，也就是俗称的“黑户”。但后来该规定被广泛诟病，户籍部门不得不改弦更张，只要有新生儿出生就可以给予合法的户籍。
“计划生育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被撕破。”任良认为，没有了户籍这条最后防线，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就毫无约束力了。
调查违法生育是计生部门的职责，但是这个部门没有任何执法权，甚至没有侦查权。因此所有的调查，都需要跨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这是计生部门调查取证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到目前为止，计生部门为调查取证所作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打法律擦边球。
计生行政执法队的主体资格和人员编制同样也让任良头疼不已。目前，计生行政执法队面临“两缺”状态。一缺人员编制，二缺专业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计生工作人员外出取证，往往不善于分析情况，找不到案件侦破的关键点。也面临取证合不合法的问题。任良希望，要么把行政执法队纳入国家行政执法部门，由这些部门来负责调查取证。或者给予计生部门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编制，并配备一批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专业人员。
此外，因为没有这些强制性权力，一旦遇到危险的局面，不仅调查无法进行，计生工作人员的人生安全都面临极大考验。
任良的话得到了重庆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唐光义的证实。上世纪80年代，计生执法的重心在农村，计生干部被打、被围攻只是小儿科，调查中被杀的计生干部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计生干部被杀后就地掩埋的。
“只要是计生干部，几乎都不会愿意透露姓名，这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危，有时甚至会牵连到家人。”每谈及此，任良都会深深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