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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直抒胸臆建言精彩纷呈

2009-05-04

全国政协常委李卫华：
振兴房地产业自主权应交给地方
本报记者倪凤友

　　“中央的态度要进一步明朗，自主权应尽量交还给地方政府，政策要考虑让利于民，保障房和商品房市场并行，缓解资金压力，调整行业发展模式。”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李卫华向记者透露了他对振兴房地产行业的建议。
　　李卫华分析说，自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房地产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二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三是房地产商过于趋利，虚抬房价，以致百姓买不起房。因此，目前房地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一是贷款压力大，资金链紧张。二是房地产业税费过高。在有的房地产项目中，税费竟占成本的42.7%，占收入的23.3%。高税负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导致房价偏高。三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居民收入增幅减小，购房能力减弱。为此，李卫华提出了六项振兴房地产行业的建议。
　　李卫华建议，房价应交还给市场，还应完全放开商品房市场。他说，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12月21日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合理调控房价，对购买二套商品住房的政策有所放宽。但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达到当地住房平均面积的居民才能享受购买二套房的优惠政策。这说明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明确放开。
　　“中央应尽量将房地产业发展的自主权交还给地方政府。”李卫华说。他建议，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由中央出台《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宏观指导我国房地产业的长远发展。同时，允许短期房地产政策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政策。
　　李卫华还说，中央和地方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应考虑让利于民。他建议，首先，减少税种，降低税负，取消不合理收费和重复收费，减轻开发商负担，减轻消费者的购房压力。具体来说，一是降低或取消土地增值税和报建费。目前，房地产用地由市场竞价，大部分土地增值税已为政府所有，继续向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土地增值税已失去意义。二是降低预征所得税比例，减轻房地产商的资金压力。三是降低面积为144平方米以上住宅的契税税率，推动商品房的销售和流转。其次，提高房地产行业保有环节税负水平，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金印花税等。这样有利于减少居民投资性买房行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
　　“促进房地产业形成保障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并行的格局。”李卫华说。他建议，一是各地在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同时，严格控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面积，严格筛选保障性住房的购买对象，确保保障性住房由低收入群体购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商品房市场的冲击，形成保障与市场并行的格局。二是在当前90平方米以下商品房大量空置的情况下，政府以合理的价格（按照保障性住房房开发3％的利润）购买开发商已经开发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

　　李卫华认为，要切实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他建议，一是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保障资金供给，降低融资成本。二是进行金融创新，由政府、银行和民间资金共建房地产风险基金，对那些信誉好、有发展前途，但暂时陷入资金困境的企业给予经济援助。三是引导房地产企业降低盈利预期，回笼资金等。
　　李卫华还建议，房地产开发商主动将房价调整到市场和老百姓能接受的范围内，让房地产业步入以微利为标志、以民生保障为重点、以产品多元为方向的发展轨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工：
房地产业应构建多层次的市场体系
本报记者　钟和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工3月5日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无论是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平抑房价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高度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要高度关注住房的供应结构。对北京来说，要在住宅供给上有所调整，加大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建设的力度，着重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北京市从2007年至今，已陆续开工建设了218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是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两限房。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随着这些住宅逐步竣工和入市，它们对住宅价格的平抑作用会逐步显现。

　　第二，从房地产业的角度出发，北京市还是要把房地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推动其积极健康发展。张工说，北京市最近出台了关于贯彻国务院有关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15条措施，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一是进一步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建设力度，加大危房改造和棚户区改造力度，并确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二是出台了一些促进住房消费的政策，比如加大对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消费的信贷支持，对住房交易环节的税费实行优惠政策。三是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住房建设。鼓励商业银行对建设小户型的、低价位的房地产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对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在发债、税收环节上给予积极支持。
　　第三，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除了要有期房、现房、二手房，还要有廉租房，多个市场的互动和互补可以使房地产健康发展。
张工说，北京市政府现在正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策推动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
太阳能热水器最高限价应改为最低限价器
本报记者倪凤友文/图

“目前，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处在发展不成熟、标准缺失、市场不规范的环境中。”黄鸣表示。因此，他建议除了抓紧研发适合农村使用的太阳能热水器产品外，还应对太阳能热水器等特殊产品取消最高限价政策，将最高限价改为最低限价。

　　黄鸣认为，目前，太阳能热水器进入农村市场存在五大障碍。
第一，产业发展不规范，鱼龙混杂。在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内，较具规模的全国性品牌企业仅有10余家，产值5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几家，而粗制滥造、技术力量薄弱、质量意识淡薄的小企业超过5000家。
　　第二，农村水质普遍较差，太阳能热水器在使用一两年后极易出现内胆结垢、腐蚀等现象。不锈钢内胆根本不能在水质差的农村地区使用。
　　第三，农村屋脊式住房结构不适宜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要有专门的屋脊式支架才行，并且较难固定。
　　第四，太阳能热水器在出厂时只是一个半成品，如安装不规范，后患无穷。目前，各大企业只提供主机（水箱、支架、真空管），与之配套的管路、保温配件等由经销商提供，因此整体质量难以保证。
　　第五，太阳能热水器需要维修服务支持。在历年的家电类产品满意度调查中，太阳能热水器的满意度最低。如果维修服务依旧难以到位，将引发人们对行业信用的质疑。
　　黄鸣认为，北方冬季气候寒冷，太阳能热水器的室外管路要有保温措施，而保温成本较高，所以最高限价对太阳能热水器的质量提高不利。生产企业利润过低，必然导致企业在研发、检测、服务方面不思进取，长期下去必将削弱品牌竞争力。在低价薄利的条件下，个别企业势必追求销量，从而忽视质量。所以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变最高限价为最低限价。在补贴上，建议采用不同等级产品执行不同补贴的政策，即低价位不补贴、中价位中补贴、高价位高补贴，鼓励农民购买优质产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

以住宅工业化生产来延长建筑寿命
本报记者赵志国/文李忠民/图

　　“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内建筑大多仅能存在三四十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他对短命建筑忧虑重重。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郭松海提出了关于推进住宅工业化生产、建造长命百岁楼宇的建议。
　　郭松海分析了造成建筑短命的原因。一是设计、施工存在缺陷，住宅功能和性能差，缺乏对建筑的后期保养和维修。二是房屋拆除和重建可以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一些地方因此干预规划管理，导致大拆大建。三是业主对住宅使用功能的要求在变，房屋结构因不可改造而被淘汰。
“这种短命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精神相背离，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威胁。”郭松海表示。他还说，全国每年拆毁房屋造成数亿吨的建筑垃圾，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郭松海提议，当前除认真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外，还要将住宅开发的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提高住宅品质。摒弃房地产开发中华而不实的东西，推进住宅生产工业化，推动住宅部件的标准化、集成化。要学习国外采用结构支撑体和填充体完全分离的施工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情发展CSI住宅（中国的支撑体住宅）。住宅内部的分隔墙、地板、厨卫和各类管线等，可进行标准化生产，并且在使用中可根据需要及时更新。
　　郭松海说，发展CSI住宅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它可以延长住宅寿命，减少环境污染。在当前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发展CSI住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
四项建议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本报记者　李佳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呼吁，让保障性住房真正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角。
　　郑惠强指出，当前住房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调控与住房保障政策相互纠缠。适度的房地产调控与扩大的住房保障之间往往出现相互矛盾、纠缠不清的情况。二是尚未建立有效的供应和补贴机制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三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缺位，公积金制度亟待改革。
　　为此，郑惠强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尽快启动住房立法工作，明确政府住房保障和市场监管职能。《住房法》应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超越一切部门利益，从法律层面明确政府具有住房保障和住房市场监管两大职能，理清两者的关系，为政府妥善处理市场调控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在各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落实住房货币补贴的政策，提高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支付能力。
第三，建议中央出台鼓励政策，从供需两方面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比如鼓励社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进行出租住房投资、进一步减免对租金收入的税收、对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法律界定，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加强对承租人的法律保护。
　　第四，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安全监管。建议由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尽快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问题。此外，从节省管理成本考虑，建议将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与社保基金征缴机构合并，允许个人将住房、养老、医保等账户资金按一定规则融通使用。同时，加强对住房公积金及各类社会公共基金的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大审计和社会监督力度，尽快消除社会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忧虑。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茅永红：
用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复苏
本报记者王茜/文李忠民/图

　　“毋庸置疑，现在房地产业的一举一动都是政府、企业、老百姓，甚至媒体关注的焦点。从去年底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若干扶持房地产业的政策。虽然房地产业最终没有被列入国务院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但各项扶持政策已经彰显了政府对振兴房地产业的信心。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应该由房地产业来拉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茅永红表示。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房地产业上，房地产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0年前，国家改革了住房制度，让房地产市场化。房地产业作为火车头，把经济扭转过来了。同时拉动了包括家电在内的几十个产业，房地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房地产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北京、上海、南京等18个城市已经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稳定市场信心，稳定房地产投资，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茅永红认为，目前大家要充分认识两个问题，一个是消费问题，一个是投资问题。房地产业的属性恰恰是消费属性加投资属性。政府已经表明了态度，要让房地产业复苏，但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似乎没有拿出更大的热情。他建议，政府应该用积极的政策来引导老百姓理智地投身房地产消费市场，让投资和消费达到平衡，使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继而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窦晓玉：
扩大内需要从软硬两方面入手
本报记者王茜

　　“在国家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被特别强调。这充分说明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扩大内需不仅需要建设硬件设施，还要看到软件建设的重要性。”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窦晓玉表示。

　　她说，长期以来，大家都在强调硬件建设的重要性，用在调整结构、进行新技术研究的精力并不够，如何把知识运用到建设中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金融危机来临前，大家都在做业务、创产值。现在，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整个经济增速放缓。我认为现在正是加大基础研究力度的时候。”窦晓玉对企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
　　窦晓玉说，前些年，在建筑科技创新方面，企业是主角。她建议，变企业推动为政府推动，让政府支持设计研究院进行重要课题研究。一方面，一些国家标准和规范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的需要，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些设计师面临下岗的问题。
　　她表示，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凝聚了千万建设者的心血，但这些场馆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设计。今后，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国设计师的培养力度，让中国设计的力量威震世界。全国人大代表、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陈章水：
增强国际工程承包中的法律意识
本报记者陈凤莉文/图

　“我们的工程承包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吃了亏，所以应增强这方面的意识。”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陈章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将建议尽快成立国际法律咨询事务部，以满足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
　　近年来，中国工程承包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在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其他国家做工程，签订合同要以当地的法律为准绳。如果不了解各国的法律，出现合同纠纷会给我们造成损失。”陈章水说。
　　他向记者介绍，法律的作用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尤为重要。据了解，当去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除了合同签订的问题外，很多企业的国际承包工程还遇到了业主拖欠工程款、当地政府禁止外汇兑付、银行拒付款等问题，有的企业正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去年，当中材国际在沙特建设的生产线即将完工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临，业主要求减少生产线。因为前期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生产线的减少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中间是有利益纠纷的，所以法律事务部的作用不容忽视。”他说。
　　陈章水认为建立国际法律事务部的任务应该由国资委来承担。他说，企业在世界各地进行工程承包时，不可能储备各国的法律人才，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法律事务部，可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把好关。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生态学专家陆健健：
经济发展要与生态保护同步
本报记者　李佳　文/图

　　“环境容量也是生产力，在一个没有环境容量的地方搞生产是不可能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生态学专家陆健健递交了关于生态与经济共赢的提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陆健健告诉记者，环境容量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国土整治、区域开发、城乡建设、工农业生产布局、环境管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区域环境质量评价等领域都有应用，违背环境容量理论必将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
　　“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生态环境不能不重视。”陆健健说。他表示，当前我国正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缺水型城市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污染水的治理和回收利用格外重要。现在，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和净化技术已经与国际接轨，甚至有些技术比国外还要先进，在政策法规方面也比较完善，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执行力。
　　因此，陆健健提出，要让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价值化，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第一，政府部门要坚持生态环境优先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遵循自然规律，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第三，生态无国界，生态环境应为人类所共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茅玉麟：
中国古桥系列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本报实习记者屈春雪

　　“古桥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财富，而不是废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茅玉麟对记者如是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再次提出建议，中国古桥系列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简称申遗）。
　　其实，茅玉麟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就曾提出上述建议。当时，该建议由国家文物局作了肯定性答复，并提出了作好古桥调研、出台古桥保护法规等建议。
　　茅玉麟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答复意见，2007年至2008年，她们开展了全国古桥调研工作。2008年10月，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和浙江省科协联合举办了中国古桥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提出了中国古桥捆绑申遗的说法。
　　据介绍，目前中国古桥申遗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近日，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将成立中国古桥研究委员会。茅玉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再次提出这项建议，希望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下，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让中国古桥申遗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她表示，中国古桥系列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第一，中国至今保存着能完整反映古桥技术发展历史的古桥系列；第二，在中国古桥群体中，有70%以上的古桥单体保存完整；第三，中国古桥周围的环境也大都维持了历史原貌。只要加大保护力度，中国古桥系列完全有条件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茅玉麟说：“中国古桥系列申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保护好古桥遗产。然而，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少地方正在拆古桥、建新桥。保存至今的众多中国古桥可能因此消失。古桥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财富，而不是废物。”

　　她还建议设立中国古桥申遗科研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古桥普查，建立全国古桥档案，并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中国古桥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条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
建立示范区加快大遗址保护工作进程
本报记者杨纯红

　　“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更应该不失时机地做好大遗址保护工作，切不可延误时机，造成历史性遗憾。”我国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对记者说。她竭力想保护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见面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
　　张锦秋说：“以前我们也向国家文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提过陕西大遗址保护的问题，然而都因为涉及范围太广，不是某一个部门能解决的。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向国务院提出大遗址保护的建议。”
　　首先，在陕西省建立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区。我们建议在西安大遗址聚集区的北郊设立国家级西安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统一管理遗址区及周边可开发区域的保护利用工作。
　　其次，适当调整周边原有区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成立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大遗址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工作。同时，对相关管理部门的考核，不能以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考虑其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方面做出的业绩。

　　最后，中央对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一是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和监控地带内，充分考虑文物保护用地的需求，在土地置换、调整和文物保护工程建设方面给予更多的土地优惠政策。二是加大国家对陕西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
　　张锦秋告诉记者，目前陕西省大遗址保护面临四大问题。一是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严重。二是大遗址保护经费严重不足。三是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四是由于大遗址保护状况较差，未能有效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致遗址区内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文物大省。全省遗址数量多、分布广、面积大、等级高。多年来，陕西省始终把大遗址保护作为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然而，陕西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在大遗址保护方面仅凭自身力量，难免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庆思：
鼓励村企合作建设新农村
本报记者杨纯红文/图

　　听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庆思说：“我们企业又有新的发展空间了，即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李庆思告诉记者，我国政府应该寻找更多途径，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集中建设、节约农村土地的目标，而且能够为农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进而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统一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
　　在我国一些农村，由于生活富裕了，农民在自建房屋过程中的资金和土地浪费现象越来越多。“在山东一些农村，一户人家花20万元至30万元修建占地约1亩的民宅的例子很多。这样下去，将加大我国新农村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的难度。”李庆思说。
　　为此，李庆思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提倡政府指导、企业支持、农民参与的村企合作模式。也就是说，让企业参与建设新农村，政府提供相关的扶持、优惠政策，例如减免企业税收、免征增值税等。全面推进村企合作共建新农村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建设一个能谋发展、促和谐、办实事、讲廉洁的村级领导班子。二是找准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三是落实一批村企合作项目，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为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渠道。四是编制符合当地特色的村庄建设规划。
　　李庆思还指出，建设现代化新农村，不能光喊口号，要有经济支持，要有规划、有落实。例如，让一家企业带动3个至5个村子集中建设农宅，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节约土地使用面积。同时，企业还可以开拓农产品加工等市场，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政府能够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有限。因此，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绝不能乱花钱，而是将政府给的每一分钱用到实处，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有效改善村容村貌。全国人大代表、青建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杜波：
调整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征比例
本报记者　李佳/文　张泽宁/图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牵动着全国人大代表、青建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杜波的心。今年他带来了7件提案，其中一件就是关于合理调整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征比例及修改核退办法的建议。
　　杜波介绍说，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发出了《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房地产企业所得税有关销售收入确认、开发成本费用扣除范围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通知》关于非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预计计税毛利率有以下规定：开发项目位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区和郊区的不得低于20％，开发项目位于地及地级市城区和郊区的不得低于15%，开发项目位于其他地区的不得低于10％。在《通知》下发后，各级地方政府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有的地方一般商品住房预计计税毛利率规定为25%，甚至更高，后来虽有一些调整，但主要规定没有变化，而且是在项目开发完成后进行实际毛利率核算，即使有超征收现象，超征收部分也是在该公司开发下一个项目时清退。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调整期，房屋销售价格明显回落。如果继续以固定的毛利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按固定毛利率征收所得税后的核账清退时间也较长，而且如果该公司暂时没有第二个开发项目，或开发的第二个项目在异地，清退的办法尚不明确。这些严重影响了房地产公司的经营决策和资金周转。
　　为此，杜波建议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房地产行业出现的新情况，对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征比例进行合理调整，并修改其核退办法。可以阶段性地调低一般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收入的预计毛利率，同时在项目开发完成后核算实际毛利率时，及时退还超出征收部分，以利于房地产企业灵活调整价格，促进成交，活跃市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淄博华光瓷业有限公司颜料制品有限公司经理郝建枝：
自主创新拥有产品话语权
本报记者王茜

　　“其实金融危机在给大多数企业带来困难的同时，也让经得起考验的企业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企业自主创新，让产品更具话语权。”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淄博华光瓷业有限公司颜料制品有限公司经理郝建枝表示。
　　郝建枝任职的山东淄博华光瓷业有限公司颜料制品有限公司以制造日用陶瓷为主，并且产品大多出口欧美等地。显然，金融危机对这样的出口企业影响很大。
　　但郝建枝有她自己的一些想法。她认为，虽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企业短期收入，但企业可以把握这个时机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调整产品结构。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她将调整企业出口战略，让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事实上，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迹象来看，当前正是陶瓷企业调整出口的好时机。一是在全球发达地区利用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实施扩张性出口战略，加大出口比重。二是利用国外经销商议价能力受限的时机，增加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份额。在成本低的时候多建专卖店，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三是在国外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国内企业要抓住时机上调出口产品价格，不要继续采用过去的低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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